時讓司機加速，在上世紀20年代的北京，竟然開出時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瘋狂速度。直至把隨同出行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嚇得緊閉雙目，雙手合十，大呼“南無阿彌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江南的時候最喜歡乘七點多鐘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去。車到杭州城站，總值夜分了。我為什麼愛搭那趟車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說了：‘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繫著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君的國呀！’我雖不能終身沉溺於夜之國裡，而它的邊境上總容得我的幾番彳亍。”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華任教。按當時的概念，學校屬於郊外，進城須乘長途汽車。浦坐過幾次後，感到汽車太顛且汽油味刺鼻難聞，常暈車。後入城時索性僱人力車，浦稱之為“雖慢而舒適也”。
北平時期，出行以人力車（洋車）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計程車。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學者譚其驤晚年回憶：“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裡，大門口外或衚衕口，準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裡，坐上再說到哪裡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絕不會發生爭吵……我住在景山西門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裡，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沒有拒載的。”
陳岱孫畢業於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從美國回國後，在母校任經濟系主任。陳一直獨身，有美國友人送了他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他便開著這輛車進城或出遊，這在當年的大學教授中恐怕是獨一份，一時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與若干同事出遊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訪問古蹟，購買古董、書籍，還特地到大名拜訪崔東壁後人。而顧頡剛在《辛未訪古日記》前言中卻寫到另一種對“時情”的印象：“黃河流域為我國文化之搖籃地……何意時移世易，其貧若斯，其愚若斯，鴉片、白麵、梅毒，肆虐兇焰……兵災、匪禍連結不解，人民不識正常生活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燈華屋而生悲，以為國人十之七八，猶過其原始生活，我不當超軼過甚……”
劉半農有兩個女兒生在倫敦，故一個叫劉倫，一個叫劉敦。回國後都在孔德學校讀書。每天早晨，兩個女孩同乘一輛包車上學。起初兩個孩子是並坐，後改成一個朝後跪著，一個朝前坐著，再後來改為兩人疊坐著。很多北大學生每天都和姊妹倆相遇，都能看到她倆天真的笑容。
上世紀30年代有段時間，張中行經常和二三同好騎車到玉泉山郊遊。他對這種例行的休閒活動有如下記述：“出西直門，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餘里到海淀鎮。進東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買燒餅、醬牛肉、花生米，最後買酒。賣蓮花白酒的是仁和號，在近北口路東，兩間門面，靠南一間開門，櫃檯上有酒罈，賣酒。我們酒量都不大，只買半斤。到玉泉山，總是在西部山下樹林的草地上野餐。蓮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種有香味的中草藥蒸餾而成，味純厚而幽香，當時覺得，在自己喝過的多種酒中，它應該排在第一位。”
張中行小時候生活在河北香河農村，他叔叔家養著一頭“識途”的黃牛。張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時幾個孩子去看姑姑，就讓這頭牛拉車出征。孩子坐上去後，大人牽著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車上東張西望、打打鬧鬧，或下車掐一把花草再上來，十步八步就能趕上，牛一直把車拉到姑姑家門口才站住。午飯後回來，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時牛把車拉到本村家門口停下來，他們還不醒。
上世紀20年代，學者陳西瀅說：“（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車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樣在那裡立一會，數一數來往的汽車，你就會發現每十輛汽車至少有七八輛裡坐的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人。”
上世紀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學，家在蘇州，因而經常往返於滬寧線上的常州與蘇州之間。他後來回憶：“常州到蘇州很方便，那個時候來回火車票是一本一本買的，一本10張，撕一張給檢票員就可以上火車了。”
北平時期，從城裡出西直門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遊，有兩條路可走。鄧雲鄉在《增補燕京鄉土記》裡有如此記述：“一條出西直門筆直往西，經過萬牲園（後改動物園）路口再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