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條出西直門走關廂不遠就拐彎往北，進入關廂北街，再往前走不多遠，就到了高梁橋了。一到高梁橋，風景便豁然開朗，南北的大石橋，橋北是開闊的北方田野，橋下是清澈見底的流水，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來，流向德勝門水關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萬壽山色調深淺、層次分明，可以說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條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車為主。當時北京人口近200萬，人力車達10萬輛，平均每20人一輛。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講師，幾乎都有包車。這10萬輛車，車況和車伕是參差不齊的。最高檔的進口人力車，售價可達100塊銀元。車伕則各取所需。康有為的女婿羅昌當年七十多歲，他的車伕也已五六十歲。老車伕每天拉著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門去北師大上課。據說這種念舊也是一種“京味”。
溥儀沒出宮時，為學腳踏車，把宮裡許多門檻都鋸了。有一次他騎車亂轉，被一個在宮裡裝電燈的看見了，連忙下跪向他討封，溥儀笑道：“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這是北京當年橋頭行乞者的諢名。有人據此認為：溥儀小時候夠壞的，屬於“陰壞”一類。
李四光從美國回來後，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時騎腳踏車上下班，曾被魯迅撰文譏諷。
1928年首都南遷後，闊人們各奔東西，北平的汽車市場也跟著疲軟。二手車高不過1000元一輛，低者僅百八十塊。北大教授劉半農說：“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間上什麼地方去，承他們的邀請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吳稚暉出行，從不坐人力車。他住上海時，去南京見蔣介石，只坐四等車，滿目窮人，吳則甚覺其樂。到了南京，蔣介石的官邸吳可以不經通報，直進直出。一次，吳從浦口坐輪渡到下關，忘了帶船錢，被售票員當成鄉下佬，抽了一個嘴巴。
徐志摩曾問梁實秋：“你坐過飛機沒有？”梁答以沒坐過，一來沒有機會，二來沒有必要，三來也太貴。徐說：“你一定要試試看，哎呀，太有趣，御風而行，平穩之至。在飛機裡可以寫稿子。自平至滬，比朝發夕至還要快，北平吃早點，到上海吃午飯。太好。”當時徐志摩有個朋友在航空公司，見他在京滬兩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張長期免費的機票。沒想到比票價更昂貴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點，戴笠自青島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飛南京。一說戴笠此行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實則胡蝶並未與戴笠同行。下午1點左右，飛機到達南京上空，因遇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南京明故宮機場開啟導航臺，引導飛機穿雲下降。如不行，則改飛上海或濟南。但上海、濟南上空天氣也不好，222號飛機只好在南京再作穿雲下降。飛機在雲霧中失去方向，與地面聯絡困難，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著陸，最後一次下降時偏飛至江寧縣。下午1時6分，222號飛機與地面電訊聯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機上的訊號。最終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橋鎮戴山，成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教育廳聯合舉辦一次暑期講演會，從北京請去十位著名學者，魯迅、蔣廷黻等都在內。他們先乘火車到陝州，然後取道黃河往西安。負責接待的張辛南先到陝州，僱了兩隻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趕上狂風暴雨，晝夜不息。次日早晨風雨停息後，船主帶著幾分後怕說：“昨天晚上險呀！如此大風，船不能下錨，倒行十餘里，如果倒行到鬼門（陝州附近黃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為人、神、鬼三門，惟人門可通舟楫，其險過於長江之三峽），那就沒救了。幸託庇龍王爺保佑，得安然無事，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茅盾入商務印書館一年後，其弟沈澤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鄉與母親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學，也順道遊覽了南京的名勝。回上海時，母親提出乘船走長江，茅盾便在航行於漢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噸的豪華客輪上訂了一個官艙。輪船起錨後，他扶著母親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遙望江天，頗有感觸地說：“你父親一生只到過杭州，我今天見的世面比他多了。”
孫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時，章太炎常僱人力車去孫家，但歸途卻不識路，每次都由孫派人另僱一車送章回家。某次孫派人送章出門，門口只有一輛人力車，章坐上車即令車伕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