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對付那些不願罷工的工人的，而不是對付英國人的。你把他們拉過來不但不能有所幫助，反而會阻礙行動。”
“那我們怎麼辦？”這次發問的是外賓們的翻譯楊翟明，正是他將無政府主義同志社和第三國際聯絡在一起的。“前往俄國的同志還在學習，他們一時間是無法回來的。”
“要對付的只是工人而已，找些爛崽即可。”杜雯胸有成竹。“不過這又是一筆費用。”
費用對第三國際來說不是難事，他們之前已支援杜雯上百萬元，用於改善辦公設施和擴充人員。花了上百萬都沒有見到效果，現在再花十數萬發動一場罷工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聽聞杜雯所言，維京斯基當即點頭，他一點頭，馬琳也跟著點頭。
馬琳關切的問道：“杜雯同志，難道他們就沒有任何利用的價值嗎？”
“毫無價值，馬琳同志。我們不應該將精力和金錢浪費在他們身上。”杜雯答道。
“可我們需要一個掩護！”維京斯基插言道：“現在北京正在審判，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民主的先兆，以孫汶的名義活動將會更好的迎合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口味。你知道的。那些知識分子被楊竟成政府打壓得難以度日。我們以民主的名義去資助他們，那麼他們大多都不會拒絕，可要是以無政府同志社的名義資助，他們未必會接受。”
掩護之說才是合作的根本。但杜雯卻道：“維京斯基同志，你們的方向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