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諒解，如吏治整飾的成效，為有目共睹。
說它平常，是這天侵晨，皇帝還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將二鼓”，“忽聞宣召甚急”。大學士張廷玉趨至圓明園，“始知上疾大漸，驚駭欲絕”。其時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時，“龍馭上賓矣”。另一大學士鄂爾泰“深夜無馬，騎煤驢而奔，擁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進粒食。那幾日間，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亂、惶懼、無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蓋了起來。
匆遽之中，諸王、大臣尋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擁皇四子弘曆即位，改號乾隆。當時又有幾人能夠想到，他竟統治了中國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於八十九歲高齡駕崩（廟號高宗，諡純皇帝）。
他名正言順的即位了。像是一個“大少”，萬貫家財的年輕繼承人。也許這樣的比喻並不恰當，他繼承的是一個“帝國”，手裡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施展開來，似乎又是那樣老練，與二十五歲的年齡不符。大行皇帝《遺詔》裡的一句話，“俾皇太子弘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個預言，更像一個即將來臨的前景，展現在大家眼前。
在歷史上，無論是一個新朝代的產生，還是一個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發生一些變故。無論怎樣講求“以孝治國”，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風尚，總是要出現的。他卻註定要給歷史打下深深的個人印記。而且，有證據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識地這樣做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事先就帶有一定的政治理念，並大聲予以宣示的，可以說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來，他既像一個傳統政治理想的熱誠追求者，又有幾分像似今日競選上臺的民選政治家。或者，時代需要這樣一個人，讓他一身而兼二任？
從此，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詣堂子行禮”，後回宮接受百官朝賀。次日，及仲春秋朔日，於坤寧宮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嚮明，至冬月才五更盡，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猶尋常無事時，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親覽。每晨起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褶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員，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巳，皆燕閒時也，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禱：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3＇果然，他就做了那麼多年皇帝，於乾隆六十年退位，並未“退閒”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於八十九高齡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預言，不在於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雖說自己是一位“福、祿、壽、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詡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實有幾件不如意事。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蓋，但卻於其一生關係頗大。其中第一件，就發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後說：“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諭）”
為什麼這樣說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讓他覺得以前的“預言”有了應驗？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歲），他雖未經冊立，但已默定繼承帝位。在這之前，曾定為皇太子的次子永璉，也於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歲）。兩位皇子皆為正宮娘娘皇后富察氏親生，看來，她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乾隆十三年三月，終於在巡幸山東途次，不幸崩逝。
據說，愛子與愛妻的相繼過世，使皇上一反常態。有學者根據他事後寫的數百首悼亡詩，證明他對皇后情愛之篤。結果他變得暴躁易怒，嚴苛無情，動輒大發雷霆，——如果那是一個“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麼？
首先成為他的目標的就是皇長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們因在喪禮中沒有哀傷的表示，“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被宣佈“斷不可承繼大統”，師傅和俺達一同受到處分。
四月，皇上發現翰林院草擬的滿語冊文中，誤將“皇妣”譯成“先太后”，欲傳旨查問，不料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書阿克敦於是被革職問罪，刑部加重定為“斬監候”，盛怒的皇上以為尚輕，改交吏部治罪。結果，刑部堂官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均被革職留任，阿克敦斬監候，秋後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