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夠潔淨，光祿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級呼叫。
工部則因辦理皇后冊寶不敬，全堂問罪。
禮部因王公大臣行禮多有不妥，尚書海望、王安國降級呼叫，其他依律處分有差。
宗人府也幾次受到申飭。
其後，外省官員也被殃及。皇后逝世訊息公佈後，一些官員並沒有具摺奏請來京弔祭，這引起了皇上的不滿，特別是對那些滿族大員。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懲處之列。
風暴繼續擴大，這一次是“違制剃髮”。六月，皇帝宣佈，“本朝喪禮，薙髮之罪最重”，一經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頒發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員並不清楚這一祖制，有的則已經剃頭。首先被發現的是錦州知府金文淳（幾被正法），＇4＇繼之有盛京、杭州、寧夏、京口、涼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駐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不但和他屬下文武官員全在百日內剃頭，而且朝廷內外風聞已久，竟無一人奏聞。為此而受到嚴譴的有總督尹繼善、大學士高斌，周學健（另有受賄罪）與塞楞額則被賜令自盡，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均被革職。
這些都是中國官方史料的記載。在傳教士劉松齡（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筆下，事情就不僅有這一個層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一片烏雲聚集在中國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們用刀和繩索殺死了屬於多明我會的一個主教和他的四個助手；在南京，我們耶穌會的兩位神父也被殺了；還有在江西，一個方濟各會的人也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
在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縣破獲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傳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區主教白多祿被抓了起來。
當時任福建巡撫的周學健幾次上奏問題的嚴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獨行教中國一事，不惜巨金。現據白多祿口供，澳門共有八堂，一堂經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國撥出銀款，由呂宋轉運澳門各堂散給。”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祿被處斬。其餘四名教士被“緩決”一年以後，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終於作出決定，將監候待決的費若望等四名傳教士在獄中秘密處決。為了防止訊息外逸，下達這項絕密指示時都沒有透過軍機處，而是讓陛辭回閩的將軍新柱將旨意直接傳達給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然後以“瘐斃”——在監獄中正常死亡——奏聞。
但訊息畢竟走漏了一部分，據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記》說：是年秋，德（方濟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於獄中；華（若亞敬）神父在閩縣監獄，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費（若望）、施（方濟各）二神父則同被絞死獄中。
先是，江蘇昭文縣亦查獲了秘密傳佈天主教的義大利人談方濟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蘇巡撫安寧以宣傳邪說、誘惑居民，請旨將其處以絞刑。皇帝為此密諭：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轉似於外夷民人故為從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斃，不動聲色，而隱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談方濟二犯，亦應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結。於是兩名傳教士均以“在監病故”之名，於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日在獄中絞死。
稍後，在四川、山西、山東、江西、廣西、湖南都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靂，一系列案件在外國傳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為此，耶穌會在中國的頭目、任職大清欽天監正的劉松齡憤慨的寫道：
“一片烏雲開始聚集在中國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個血雷一樣打下來了！”
何以這樣說呢？原來這不是沒有緣故的，“上帝的報復”已適時來到了，
“閣下必定已經從其他的報告裡知道了，上帝對這些基督教的敵人，是怎麼的報復了！
“皇帝喪失了正宮皇后為他生的一個兒子，這是上帝的要求！這還不夠，因為他們有不少兒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懼和難受的是它發生的時間，第二天就是中國的大年初一，這對中國人是特別糟糕的事情。如果這天死了孩子，這家長肯定是一個受到詛咒的人。”＇6＇
據記載，就在皇子夭折之後，欽天監曾奏：“客星見離宮，佔屬中宮一眚”，預示中宮皇后將有禍殃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