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朱子全書》、《性理精義》，正學昌明，著作大備，……著直省撫藩諸臣，加意招募坊賈人等，聽其刷印，通行鬻賣。
定生員試經解，對諸生中能通一經者，則加意栽培。
六月，詔開“三禮館”，以“五經乃政教之原，禮經更切於人倫日用”，命纂《三禮義疏》，諭總理事務王大臣：
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闡明經學，……特命大臣等纂集《易》、《書》、《詩》、《春秋》四經傳說。……而《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應取漢唐宋元以來註疏詮解，精研詳訂，發其義蘊，編輯成書。俾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並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舉行經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為先，學問以經義為重”，訓士子留心經學，上諭：
學問必有根柢，方為實學……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為具文者，在學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續纂《律呂正義後編》，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禮。十二年，《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成，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為考證。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詔舉保薦經學宿儒，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等“潛心經學者”，諭：
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稱朕意焉。＇25＇
《嘯亭雜錄》曰：上初即位，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純疵。特拜顧棟高為祭酒，陳祖範、吳鼎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注疏》頒佈學宮，命方苞、任啟運等裒集《三禮》。故一時耆儒夙學，佈列朝班，而漢學始大著，齷齪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迴向原典”，＇27＇ 以期恢復儒學的原始精神。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雲：自漢代鄭康成歿後，經學衰而清談出，清談盛而佛教行，禪學盛而道學興，心學盛而天主教出，源流遠近，一線可尋，國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為夷者，正以高宗純皇帝昌明正學，大闡群經，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說，不能徧浹於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謂近日之亂，由漢學太盛不講心性之故，何其愚而無忌憚哉！＇28＇
過去人們以為經學（漢學）的興起，乃是朝廷“壓迫”的結果，現在看來，不如說是“提倡”的結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後，四庫館臣多為“反理學”之“考據派”鉅子，可為一證。
同時，於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訓諸臣研精理學，諭：
朕命翰詹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裡者。
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
又針對漢學興盛之弊端，或謂調和漢宋，曰：
今之議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潛紀聞》：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術，尚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鹹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植邦彥。＇29＇
另一方面，“經世之學”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試天下貢士，其第一問，為“農政”：
農桑，王政之本也。列聖重熙累洽，休養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屢申勸課之令矣。而人不能無遺力，地不能無遺利。果……大吏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為殿最，率具文從事歟？
第二問為“糧政”，當時重點考慮的一大問題（詳見後文）：
邇年米價之貴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