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朕多方籌劃，稅免矣，而騰湧如故；倉發矣，而市值仍昂，豈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歟？或且欲停採買以紓其急，嚴囤戶以暢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歟？採買停，則所在倉庾，不數年而告匱，緩急將何以濟？青黃不接之時，市無現糧，貧民翹首官倉，使粒米無存，有司能坐視而不為補救歟？生谷止有此數，積於官必虧於民，其較然者；然積之害，與散之利，當熟籌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兩利？
其三為“荒政”：
至水旱偏災，朕不惜帑藏，廣為賑恤。而實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於時事，可行者有幾？……此外或有裨於實用，可入告者否歟？
第四為“治水”：
治河轉漕，以餉京師。黃河之由豫入徐，奮迅急疾，大溜橫趨，堤工在在危險，……舍加高培厚之外，別有長策，可一勞而永逸者否歟？
所言涉及墾政、農政、糧政、荒政、賦稅、礦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視為一篇經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視的就是“考據學”了，於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外，並不認為十八世紀存在一個“經世學派”。
這與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政事之科”），為儒學四要項，“缺一不可”。＇31＇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不惟讀其書，並當師其人耳”。
儒家《大學》八條目，雖說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最終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治國”、“平天下”之上。於此立定腳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紀“經世學者”的志向。
其實，“經世之學”不僅存在於十七世紀（勝朝遺老），及十九世紀（所謂改革派），也存在於十八世紀，不過內容有所不同罷了。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如曾國藩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張之洞所說的“經濟家”，有名臣孫嘉淦、李紱、陳宏謀、朱軾、鄂爾泰、舒赫德、方觀承、劉統勳，“諸家皆經濟顯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紀的經世派人物？
此外，見於《清史稿》的有：陳宏謀（數省）、陳大受（安徽）、塞楞額（江西）、楊永斌（廣東）、潘思榘（安徽）、斐宗錫（安徽）、阿爾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見於《清實錄》的省級官員有：張廣泗（貴州）、陳玉dg（貴州）、陳悳榮（貴州），姜順龍（四川），黃廷桂（甘肅）、張允隨（雲南）、方觀承（直隸）、準泰（安徽）、陸燿（山東）、蔣溥（湖南）、郝玉麟（兩江）、莊有恭（江蘇）；
見於《皇朝經世文編》的有：尹會一（河南）、畢沅（陝西）、喬光烈（陝西）、嶽震川（陝西）、宋如林（貴州）、李拔（福建）、俞森（陝西）、楊錫紱（湖南、廣西）。
而《切問齋文鈔》的作者陸燿＇34＇、今文學宗師莊存與＇35＇，乃至史學家章學誠等人，＇36＇可以說都是十八世紀經世派的“譜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討論範圍，見於《清史稿·食貨志》中有：
戶口、田制、賦役、倉庫、漕運、鹽法、錢法、茶法、礦政、徵榷、會計。
見於《皇朝經世文編·戶政》者有：
理財（兩卷）、養民（一卷）、賦役（三卷）、屯墾（一卷）、八旗生計（一卷）、農政（三卷）、倉儲（兩卷）、荒政（五卷）、漕運（三卷）、鹽課（兩卷）、榷酤（一卷）、錢幣（兩卷）。
是皆與“經濟”有關。而“河渠”、“地理”、“天文”、“歷算”等，尚不計在內。＇37＇
對上述政務的處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國家頭一號技術專家，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技術官僚。過去學界對他們和他們為處理國家政務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學術和專業知識，一直採取了忽視的態度。在倡導拓寬學術領域的今天，這些難道不應視為思想史的範圍？雖然它們不屬於儒家“經學”的範圍，豈非國家行政須臾不可或離的“學問”，值得認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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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