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實錄》卷3。
＇4＇ 《世宗實錄》卷58；世宗嘗諭：“張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6。
＇5＇ 《聖祖實錄》卷190。
＇6＇ 《高宗實錄》卷16。
＇7＇ 乾隆七年置“樂部”，亦“仿周官遺意雲”，《朗潛紀聞·三筆》卷10。
＇8＇ “迴向三代”，余英時語，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北京，2004。
＇9＇ 參見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
第三章。
＇10＇ 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三聯書店，北京，2004。
＇11＇ 《高宗實錄》卷99。
＇12＇ 《高宗實錄》卷109；《樂善堂全集》卷七《貞觀政要序》曰：“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貞觀之治，“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如此二者間似乎也就沒有偌大的距離了。其中提到“持盈保泰”云云，這些在皇上的話語中，可能都不是像初看起來那麼保守、消極的。
＇13＇ 《高宗實錄》卷123。
＇14＇ 《高宗實錄》卷146；其後皇上的思想有了改變，他在“叫魂案”和其他“文字獄”中都使用了“非常規”的政治行為。這是為什麼呢？過去很少有人解釋這一問題，我認為，這就是上諭所說，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連續三代“令主”，這在歷史上已前無古人，以後“倘遇庸常之主”，將會出現什麼局面？看來，皇上的許多作為，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為此，修訂《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編纂刻印經書，考訂禮樂，重修太學、文廟，從事各項大工程的建設，種種“一勞永逸”的提法，和以後的搜書編書……那一個不是為了後代的長久考慮呢！
＇15＇ 《高宗實錄》卷211。
＇16＇ 《高宗實錄》卷227。
＇17＇ 這裡值得一提的人物也許有楊名時（1661…1736，諡文定），世宗時被劾革職，待罪雲南。皇四子曾問其師蔡世遠，楊名時何許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風采。既入覲，天子召對良久，益陳利害。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壽七十七（《小倉山房文集》卷2等）；在這個名單中我們還不要遺漏了方苞，全祖望曰：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尋遷禮部侍郎。“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並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公之密章秘牘，世所未見”；和碩履親王嘗曰：“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前侍郎桐城方贈公神道碑銘”，《全祖望集匯校集註》，上海古籍，2000，頁305…310）；更不要忘了皇帝的老師蔡世遠。）
＇18＇ 如從《思辨錄輯要》馬負圖、張伯行所作兩《序》，與紀曉嵐《四庫全書提要》的對比中，即可多少看出端倪；馬負圖《序》曰：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畫一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也；紀曉嵐等《提要》曰：其言皆深切著明，……雖其中如修齊類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闊之失。
＇19＇ 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美）《知識分子》1987：秋季號。
＇20＇ 參見汪暉：“重讀《孟子字義疏證》”，《清華歷史講堂初編》，頁309。
＇21＇ 參見高王凌：“清朝統治的滿洲特性”，2010年2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滿族歷代社會與宗教”研討會論文。
＇22＇ 據呂思勉先生說，宋儒論治，但欲以古為法，遂至欲復井田封建，實具有“徹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變現局）；並此原理而不認者，必為庸俗之宋學家矣（《史學與史籍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568），“徹底改革”，當然就增加了它實現的困難。
＇23＇ 據說，世宗皇帝屢屢鼓吹儒釋道三教同源，“嘗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載，然後開明釋法”（《嘯亭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