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優越感，我何必攔著。
這樣想著，意識到自己的可笑，情緒又漸漸平復下來。交完班走到出口，耳邊轟鳴著落下又一架飛機。隨意地抬起頭去看，機身上隱約可見黑色的大字和紅色的流線，上海航空。
記得高中課本上有一首漢樂府詩，即使是那時憎惡背書的我，也還記得其中膾炙人口的兩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如果現在，我離開東南沿海的這個城市，飛往別處，是否也會猶豫徘徊呢？
已經和緩的情緒，此時莫名地轉向低沉。
勾扯回憶
西竹
十月末，我在塞萬提斯圖書館度過了一個安靜充實的週末。此時距離DELE考試還有不足二十天，我開始集中精力備戰。
話說，這一年的十月初，部門經理針對翻譯小組重新出臺了規定。在走過場的組員意見徵求之後，原先沒有設限的筆譯工作新增了每日工作量下限，遇上病假事假，耽誤的工作量要在後面的工作日補上來，否則要剋扣相應的季度獎金。
因為公司會務組眾多，而翻譯組只有六個人，經常出差擔任會議同傳的有五個，大量的筆譯工作在忙季需要外包給翻譯公司。為了保證較高的質翻譯量，統一選取的都是行業領先機構，價格自然不菲。這臺關於最低工作量的規定，名義上是為了對筆譯部分的工作進行績效考核，實際上卻是給我們擰緊發條，以節省會務成本。
六個同事裡，最有反抗精神的田芯在規定生效後的第一時間把我和趙芹拖進公司內部聊天軟體的對話組，滔滔不滿如奔流江水綿延開來。
“我靠，擺明了資本主義壓榨嘛！搞什麼，大不了我們一起辭職，讓他們臨時招人去，急死他們。”
趙芹附和：“就是就是，給這麼點錢還讓我們幹苦力，太過分了。他們真有心考評，怎麼不把出差量算在績效考核裡呢，那才是給會議節省成本貢獻最多的部分，現在這種做法，擺明了是榨取勞動力。”
我因為心有盤算，屬於相對的溫和淡定派：“坑爹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像你說的，大不了辭職唄。咱也不怕，不就是每天兩三千字的底線嗎，我們哪個人之前的翻譯量不超出一大截啊。”
“我正想說這個呢，”田芯發上來一個氣哼哼和一個倍得意的表情，“咱們以後要眾志成城同氣連枝，每天工作量絕對不超過這個數字，氣死老狐狸。”
我哈哈笑。
老狐狸是我們的部門經理，姓騰，因為面有奸相，一雙色眼，被田芯尊稱為狐狸。
田芯、趙芹，加上我，我們三個是六個成員裡有過留學經驗且學習同聲翻譯出身的。剩下的三個人，一個是主管沈從言，一個是已經婚育專做筆譯的柳婷，還有一個是和我一起去桂林出差的李珍，年紀都在三十上下，且非科班出身，反叛意志不甚強烈，因此我們三個女人一臺戲的時候基本不會叫上她們。
說好了要奔著最低工作限度奮鬥，可是我這個叛徒在此後長達一個月裡壓根沒有貫徹實施。在初來乍到的工作積極性的後續影響下，最低工作量通常兩三個小時內就解決了。有時為了多些時間來閱讀BBC西語新聞，我也會故意拖延交稿時間，但良心上多少有些過不去，在這可恥的良心作用下，我的每日平均工作量維持在四千字左右。
直到十月末，負責筆譯任務派發和月度翻譯字數統計的同事陳園發來郵件，我赫然發現，除了我和專職筆譯柳婷姐以外，其餘四人的日均工作量均徘徊在兩千左右，田芯和趙芹有一週連著每天只翻譯了一千六到一千七百字。
我這心裡啊，很不是滋味。
於是在被同樣看到郵件的二人強烈不屑共同鄙視之後，我深深地覺悟了。這種覺悟的一層原因，是自醒出做人不應該和自己過不去，得逍遙時且逍遙。另一層原因，不是出於吃虧或補償心理，而是從現在起，我得每天擠出可觀的時間進行DELE考試前的衝刺了。
所以狐狸君啊，迎接我即將起事的懶惰吧！
從十一月初開始，我改變了工作模式，把日常的八小時劃分成上午三個半小時的翻譯時間和下午四個小時的學習時間以及半個小時的無意義發呆和上廁所時間。一般而言，三個半小時足夠應付底線工作量，下午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投身備考作戰。
下午的四個小時，我把兩個小時拿來閱讀西語新聞，強化閱讀理解能力和豐富詞彙量。之前三個月的閱讀偏向於精讀，我每日都會新建一個記事本，遇到生詞便拖進去，在此基礎上積累了大量漂亮而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