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建立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內容。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
當時中央軍委命令，從三軍團抽調三四百人，派得力幹部率領，在川、滇、黔邊建立新根據地，我們照辦了。抽選了四百餘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同志率領，在軍委指定地區進行遊擊戰，建立新根據地。徐是一九三○年鄂東南特委組織部長，派來三軍團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縣視察煤礦工作，就便調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們當年轉戰至五六月間，只剩數十人，被敵包圍，全部壯烈犧牲，沒有一人投降。
劉少奇到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時，正是蔣介石在貴陽城指揮他數十萬軍隊欲消滅我軍之時。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採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後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面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拋在我軍後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並沒有什麼“右傾動搖”。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會理召開了一次會議，名曰“會理會議”。這時有前述劉少奇和楊尚昆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又有林彪寫給中央軍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係：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如第二次佔領遵義的第二天，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於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內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我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林彪當時也沒有說他的信與我無關。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莊嚴申明瞭：那封信與彭德懷同志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
我記得劉少奇未參加會理會議。會議決定立即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靠攏），建立川、陝、甘邊蘇區。當時我想，電報與信和我完全無關，竟落到自己頭上，今後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臨頭，就忘記了。
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以後張國燾利用會理會議來進行挑撥，我說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對）。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
會理會後，張國燾分裂和反張國燾分裂的鬥爭又來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猶豫。
和四方面軍會合及對張國燾的鬥爭
在會理會議後，全軍北進。紅軍英勇，我一軍團主力很順利地從安順場渡過了大渡河，擊敗了劉文輝河防部隊；另一部強奪了瀘定橋，使全軍得以迅速北進。三軍團佔天全、蘆山經寶興北進，翻越夾金山（雪山），在兩河口與張國燾會合。
進到黑水寺時，軍委命令我率一部沿黑水河右岸東進，至石雕樓迎接四方面軍主力渡黑水河；三軍團主力和軍團部留蘆花。我率十一團到達亦念，先後接引了王宏坤、余天雲等軍和徐向前同志。
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於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幹嗎？黃住下就向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麼。他們為什麼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麼？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