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軍過草地，就會困難得多。就不會有以後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的會合，更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了。上述做法是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的典範。
紅軍長征出草地
從俄界向西北繼續前進時，毛主席每日都是隨一軍團走在前面，我和葉劍英率中央直屬隊、三軍團走在後面。白龍江兩岸都是懸崖絕壁，特別是臘子口真是天險，原駐有鄧寶珊（注：當時駐守臘子口的為國民黨的魯大昌部。）之一個團防守。第二天經過時，不知昨天我第一軍團這些英雄怎樣爬上這些懸崖峭壁，投擲手榴彈的。被炸死的敵人屍體，還血肉模糊在地，我軍的傷亡不知怎樣。
由俄界經過天險臘子口，到哈達鋪約走了七八天。這一段路雖然不算是草地，但還是半牧的藏族地區，人煙稀少，給養困難，走在後面的部隊更困難。哈達鋪在岷縣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漢族交界地區，但漢人居住地是落後的農業區。此時，五、九兩軍團大概約六七千人，隨四方面軍在阿壩地區；一、三軍團到達哈達鋪各約六千人；中央直屬隊約兩千人，共一萬四千人，體質很弱，行軍時常見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餘里，要經過六盤山山脈。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還必須戰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為了充實戰鬥單位，準備繼續戰鬥，部隊需要縮編；為了儲存幹部，發展新區，也必須縮編——取消三軍團，編入一軍團。我這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軍團團級以上幹部會議，說明了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番號的理由。因時間倉促，沒有很好討論。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說成彭某某這也是陰謀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為了照顧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歷史，必須儲存一軍團。我提議部隊進行縮編，取消三軍團，充實一軍團。中央同意了這一建議，我堅決執行了縮編計劃，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些事實也是“只顧個人小局而不顧黨的大局”嗎？難道這也是“偽裝”或“陰謀”所能解釋得了的嗎？
改編後，一方面軍改為抗日先遣隊，即陝甘支隊（這是對外的名稱），我為支隊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達鋪東進時，戰勝了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也戰勝了鄧寶珊部及毛炳文軍，還有東北軍某部。在六盤山高峰消滅了鄧寶珊之一個團。經過二十餘天的艱苦奮鬥，才由哈達鋪到達吳起鎮，即陝北根據地的邊境。剛停腳一天，敵騎五個團又追到。毛主席說，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此役勝利了，結束了紅軍英勇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餘人，到吳起鎮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說：“在一九三五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後，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並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麼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志給予誇獎：“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標點是我加的）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不僅沒有什麼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信賴。
粉碎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
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吳起鎮，正是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張學良十餘師向陝北蘇區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之時。敵第一線有董英斌軍四個師集結慶陽，準備由慶陽、合水夾葫蘆河東進；王以哲三個師集結洛川，準備北進；甘泉、延安各一個師駐守。第二線有西北軍楊虎城部兩個軍，還有東北軍數師，當時位置不明。
陝北紅軍劉志丹之二十六軍近三千人，鄂豫皖區紅軍徐海東部之二十五軍亦近三千人，這兩部分合併為十五軍團，駐在甘泉和鄜縣間之道佐鋪。我隨毛主席由吳起鎮先行，經保安（志丹縣）下寺灣，越梢山直插道佐鋪之十五軍團司令部，會見了徐海東、程子華兩同志，和他們商量粉碎敵第三次“圍剿”的計劃。部隊在吳起鎮休息三天，尾隨我們來路前進。我和徐海東及其他團級幹部先到直羅鎮一帶偵察了地形。我軍平毀了土寨子，消滅了套同寨子內之民團。戰場的必要準備完成後，我一軍團約七千人到套同一帶集結。一軍團及十五軍團預伏於直羅鎮南北山內。董英斌軍四個師分成四個梯隊，經合水、黑水寺向直羅鎮推進，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