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約進三十里。敵一○九師進到直羅鎮我軍兩面伏擊區，受到我軍夾擊。約兩個小時全師覆滅，師長牛元峰被擊斃。一○六師為第二梯隊，被我消滅了一個團，餘退黑水寺土寨子內。第三次“圍剿”即被打破，時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旬。
初到陝北根據地，打這樣一個勝仗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長征勝利後的第一個勝仗。甘泉敵一一○師，被我楊得志和賀晉年兩個小師（各二千人）圍攻近月，敵軍亦不增援。我一軍團主力和十五軍團進佔宜川、秋林之線及其南北地區，在該地區解決給養和做群眾工作。
直羅鎮戰鬥結束後，約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到瓦窯堡開中央會議，在那次會議後做了有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留在甘泉地區指揮前方各部圍攻甘泉。在一個多月中，做東北軍和西北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了俘虜軍官高福原（我們到達陝北以前，勞山戰鬥時，被十五軍團俘虜的）。
高福原系北京的大學生，東北講武堂畢業，和張學良關係好，有相當強烈的抗日要求。我們待之如賓，同他多次談抗日救國的道理，談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利用“剿共”削弱東北軍，以至消滅東北軍。請他參觀我們紅軍，觀看我軍演出話劇、抗日歌曲。他認為我們抗日是真的，但他對共產黨抗日有許多疑問，最主要的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怎樣結合？我根據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採取民主討論方式，同他談了兩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圍在甘泉的一一○師，我同意他去。數天後，他從甘泉城內回來了。他對我說，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紅軍與人民的關係，表現了共產黨是真正愛國愛民。某晚，他又來我處，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東北軍要求打回東北去是普遍的，關鍵在張學良。如張能瞭解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說，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他高興極了，問：“你們真敢於放我回去嗎？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負紅軍對我的優待。”我說：“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他說：“明早？”我說：“好吧！歡送你。”送給他二百元，派騎兵送他到王以哲軍防線以外。
經過一星期，高福原乘運送給養的飛機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擲下大批報紙刊物。從此，紅軍即同東北軍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了。外面抗日形勢發展很快，高以後表現很好，加入了共產黨，在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被殺害。
張學良由反共轉到聯共抗日，這件事完全證明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正確，反對了當時的關門主義者。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開展了，有利於紅軍東征。從這裡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對比：我們在江西時，那樣強大的紅軍和相當遼闊的蘇區，但由於王明路線的貫徹，對十九路軍採取了錯誤政策等，使我蘇區和紅軍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了幾乎百分之百。我們到達吳起鎮，只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軍團也不過一萬三千餘人。在毛主席正確路線領導下，一到陝北立住腳跟，即粉碎第三次“圍剿”，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了向國民黨的戰略進攻。逼迫蔣介石國民黨處於被動，引導我黨我軍、蘇區白區工作轉人主動。當時，我體會到正確的政治路線威力的強大，最能調動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氣。
東渡黃河 進軍山西
粉碎國民黨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以後，部隊的給養等物資問題仍然很困難。這些實際問題，也就經常使人考慮著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大紅軍的落腳點，但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雖不易形成白軍四面“圍剿”的局面，而紅軍本身的發展也有困難。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且陳誠於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這是專門對付我軍的；向南發展就會把蔣軍嫡系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這些，對於當時的發展和總的局勢都不利。東渡黃河開展呂梁山根據地，再向晉中和晉東南發展比較理想。東征可以把抗日主張發展到華北去，可以解決給養問題，補充兵員問題，以及籌款和其他物資問題。但是，東征必須保證部隊和陝北根據地的聯絡。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