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同我上東京了。
在衍仁家的看病是她們倆第三次的重逢。她來看過漱瑜兩三次。漱瑜說她頭冷，她曾替她打過一頂帽子。漱瑜由衍仁家動身下鄉，她曾到橋邊送她。她聽衍仁的父親說漱瑜的病甚為危險，她曾哭過一個月。現在這封信便是她寫的了。漱瑜的短的一生，更兼落落寡合的性格，她的好朋友不能算多，及重病歸鄉，真能看護她、幫助她、掛念她的，只有這黃女士。我趕忙把這封信取下來揣了，依然同達三趕路，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了，打車子的人有些已經預備落店，過渡的人也漸漸稀少，太陽漸漸要“飛蛾貼壁”的那一帶山，山邊的人家有的已冉冉冒出炊煙了。過了楓林港，又是一座山，形勢環回偉麗，我不覺停步，黯然低首了半晌。達三似乎知道了我的意思。他說：“梅臣先生便葬在這個山裡嗎？”
我點點頭，他也潸然下淚，因為梅舅生前曾以“渾金璞玉”許達三，吾舅遇難後，達三困頓無聊，於茲三載，一日遇吾勇之墳，不能無知己之感。我們感嘆了一回，匆匆上路走過那山腰，回首一望，還望見吾舅墳頭的一株松樹巍巍然矗立於夕陽之中，就象華表一樣。我心裡默禱道：
“三舅啊！您的愛女病得好苦，您老人家要保祐她快好啊！”
但我的默禱不為三舅所聽取，當我們到了我外祖家，我一入漱瑜的病室，挑燈掀帳，看見我那病骨支離的可憐的病人時，我早已知道她快要不為我所有了，快要到她的父親膝下承歡去了。
“你回來得好。你可以送我的終。我能夠今晚死便是幸福。”
“哪有的事，你別這樣憂慮。好好的靜養吧。你看密司黃還有信來問你的病，並且替我們辭年呢。”
我拆開黃女士的信。——一封信，一張花郵片，一一送到她的眼前，她模糊地看了一下，點點頭，好象回憶著什麼似的，但是什麼也沒有說。這封信，是漱瑜所看見的最後一封信，因為六點鐘後，她便靠在我的手上與她的一切親愛的人長辭了。這時候的情狀，我不願意回想。下面這首詩——悼亡十首之一——是個簡括的寫實：“兩聞危篤殊難信，細雨寒風奔到門；掀帳挑燈看瘦骨，含悲忍淚囑遺言。生平一點心頭熱，死後尤存體上溫；應是淚珠還我盡，可憐枯眼尚留痕。”
①引自約翰·梅斯菲爾德《她的心》。
（原載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海《良友》畫報第 １５ 期）
《新國劇運動第一聲》
從事新劇運動的人，說演舊劇的沒有生命，說舊劇快要消滅。演舊劇的人看不起新劇，說新劇還不成東西，還不能和舊劇競爭。但在我們，覺得戲劇的新舊不是這樣分的，我們只知道把戲劇分成歌劇與話劇。說歌劇便是舊劇，話劇便是新劇，不能說公平，因為不獨歌劇有新舊，話劇也有新舊。
現在從事新的戲劇運動的人，看不起文明戲，便因為文明戲已經是舊的話劇了。不單是文明戲，就是自然主義的新劇運動，到現在也成了舊劇了。
同樣，歌劇中也有新舊，拿起我們唱的二黃戲來說，完全承襲前人底死的形式而忘記了他底活的精神，便是舊劇。能夠充分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底性格與情緒，而加以個性的、自由的解釋的便是新劇。這樣說起來，程、汪、孫、譚諸前輩先生，真是我們的好模範，因為他們真能創造地演出他們所與的性格，不專做前人的孝子賢孫。
我們也並非主張要做前人的叛徒，我們只覺得真想做前人的孝子順孫，正應該吸收前人創造的精神，而不從事模仿，更不應該走入魔道，迎合社會之低階趣味。我們應該使我們唱的歌劇，音樂的價值更高，思想的內容更富。
尤其應該使他成為民眾全體的東西，不應該成為專供某一階級的消閒品。這就是我們開始新國劇運動的動機。
為什麼叫新國劇呢？因為音樂與戲劇最重國民的傳統，而傳統的歌劇，到現在實在不是失了生命，便是走入魔道，就是舊了，所以我們要建設新的國劇。
潘金蓮這個人物，我們在“調叔”，在“裁衣”，在“獅子樓”都曾演過了，但我們對於潘金蓮何以調戲武二郎，何以交西門慶，何以殺武大郎的心理經過，何等沒有同情啊。我們全然被舊男女觀念支配了。現在我們要求公平的、更合理的、更新的解釋了。我們把此次《潘金蓮》的演出，當作我們新國劇運動的第一步。
《潘金蓮》這個戲，是寫男女間的爭鬥的，將來我們還逐次演這一類新的意味的歌劇，我們將製作我們的上演目錄，現在先將不日實現的發表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