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記者，在上海發行了名為《中國評論》的雜誌。由於受父親的影響，鮑威爾也成了該雜誌社的記者，進行報道，足跡遍佈世界各地。
鮑威爾對細菌戰表示強烈的關注是在1940年。這一年的五六月間，日軍在中國中部城市寧波進行細菌戰，731部隊出動兵力，從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這一帶地區流行了鼠疫。無論城市或農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鮑威爾說：“湊巧那時我在寧波……日軍在當地進行細菌戰的結果，使許多中國農民像蟲蟻一樣，被殺死了……我無比憤怒，對日軍產生了反感。”那時，鮑威爾才21歲。
鮑威爾對法西斯主義懷著強烈的仇恨。由於日軍侵略上海，發生了父親被日軍逮捕入獄的事件。
日軍侵佔上海以後，鮑威爾的父親譴責日本“不宣而戰，單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為由而被投入上海監獄。結果，在獄中因營養失調而造成截斷雙腳的悲慘結局。
後來，他們全家都回到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鮑威爾這個“中國通”得到賞識，入伍從事對敵宣傳工作。他的父親於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風中“犧牲”的山羊
戰後，鮑威爾很快又來到中國。他想再把雜誌辦起來，但失敗了。於是作為一個記者，開始實地觀察起中國革命的實情。
1953年，鮑威爾回到了美國。他寫了很多有關中國新政權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國通記者”。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內颳起了麥卡錫主義的風暴。所謂麥卡錫主義，就是從1949年開始，以麥卡錫參議員為中心進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風”。
麥卡錫注視著美國國內文化界和知識界的動向，委員會常傳喚文化界人士。凡被認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開除公職，甚至連名演員卓別林也成了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
有些議員為了迎合這股潮流，追隨參議院議員麥卡錫，參議員切納就是其中之一。
參議員切納目光緊盯著報社、電臺以及學校發表的文章和演講內容。他曾把許多知識分子傳呼到切納委員會，給他們打上“在美國不受歡迎的人”的烙印，從而剝奪了他們的職業。鮑威爾也成了切納委員會的犧牲品。
鮑威爾寫過一篇題為“美軍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的細菌戰源自731部隊”的文章，引起了切納的注意，於是，切納委員會便指責鮑威爾是一個“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損害美國利益的人”，企圖把他從所有的媒體宣傳舞臺趕出去。
然而，鮑威爾沒有屈服。他在受審過程中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公開它所掌握的有關細菌戰的檔案。終於，進行了十年艱辛的法庭鬥爭，把政府追得理屈詞窮，不得已撤銷了對他的審判。
鮑威爾回憶道：“就是這個緣故，我就奇怪地與細菌戰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我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十年裡，我們曾輾轉地從舊的家搬到另一個家……因為我和妻子都很窮，所以就把舊傢俱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搬到新的家。後來，這些舊傢俱可真起了作用……”
當時碰巧出現了“舊傢俱熱”。妻子西露比亞把豐富多樣的舊傢俱做資本，開了“鮑威爾商店”，維持了幾乎處於失業狀態的丈夫和兩個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計。
為一度萌生於心中的疑問找到答案，這對一個記者或作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奇怪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惡魔的飽食》的同一時期裡，從1981年夏天到秋天，鮑威爾也孜孜不倦地埋頭在美國國家擋案館堆積如山的檔案裡，認真地發掘有關731部隊的檔案。
由此而產生鮑威爾在《原子能科學家公報》上發表的題為“歷史上被隱瞞的一章”的論文。
對於我提出“你是為何對731部隊變得如此關心呢”這個問題時，鮑威爾用平淡的語調簡潔地做了以上的回答。
氣球炸彈的真相
“可是……”鮑威爾轉過身來反問道，“你知道氣球炸彈這件事嗎？在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日本陸軍放出幾千個氣球炸彈。至今還有人寫了許多文章……你知道氣球炸彈的真相嗎？難道氣球炸彈和731部隊毫無關係嗎？還是有著密切的關係呢？”氣球炸彈與731部隊！鮑威爾的提問擊中了要害。
所謂氣球炸彈，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由日本陸軍研製和使用的一種特殊武器。他們妄想利用太平洋上空強勁的氣流，把充滿氫氣的氣球作為炸彈運載者，“直接打擊”美國本土。這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