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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日科夫的政府應該立刻辭職！”
烏克蘭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飾對全蘇政府的敵視。這個人以烏克蘭共和國的名義所作的發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無恥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沒有發現能有人出其右者。為了將來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計後果。經驗豐富的總理馬索爾已經無法讓烏克蘭的領導層滿意了。
就連以謝爾巴科夫為首的官方工會也沒有在一旁袖手旁觀：他往政府頭上沒有少潑髒水。有意思，現在，當物價像火箭似的往上飆漲，而老百姓，也就是工會會員們的貧苦日甚一日的時候，這個工會領袖上哪兒去了？他為什麼一聲不吭了？
第二天的發言更加強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獲得了聚整合團的機會。經濟協議的問題被拋到了一邊。很少有人再提起它。會議臨了又把我弄到臺上。這一回我沒有準備什麼提綱。鬥爭十分激烈。要求人們保持理智的呼籲簡直像是對著荒原在呼喊。神經受到的刺激到了極限。我在臺上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對那些把國家拖向深淵的政客們發出了憤怒的聲討。
“如果不是因為對人民負有責任，”最後我說，“在這樣的局面下，我們一天也不想多幹。只是為了這一點，我們才沒有這麼做。”
從臺上下來的時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雲裡霧裡。我帶著副主席們離開了會議廳。大家都很壓抑，我是更不用說：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沒能控制住自己。不過我們還是有足夠的勇氣和理智得出共同結論：現在還不能走。這不僅是一個我們失敗的問題。應該鬥爭。
1990年9月，代表們假期結束後，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恢復了工作。聯盟院就經濟向市場關係過渡展開了激烈的交鋒：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還是像5月裡決定的那樣，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綱要”也是爭論的焦點。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次會議上對前期討論作總結時明確地說，正是這個綱要，給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這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就此表態。說心裡話，也正是在這一時刻，我想到了自己辭職已不可避免，當天的新聞釋出會上，我談了這個意思：
“如果透過的決定同政府的立場不一致，那政府就無法執行它……只有當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職責。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會產生危害，這樣的事情我是不會參與的。”
不過當時最高蘇維埃和總統都還沒有作出決定。中間休息之後，布林布利斯代表——讀者還記得第一屆代表大會上正是他推舉葉利欽當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從“白宮”飛馳而來，兩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佈，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在下午兩點透過了“500天綱要”。“俄羅斯聯邦已經作出了決定，”他驕傲地宣佈，以此表示：蘇聯最高蘇維埃願意怎麼討論就怎麼討論好了，反正俄羅斯會按自己的辦法行事。底下是一陣吵嚷，一陣喊叫，大廳里人們又跑去搶話筒。最後透過了一個含糊不清的決議，說是會議“注意到”蘇聯部長會議的報告，認為審議這個問題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並“發現”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對這個問題“準備不足”——又把盧基揚諾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7）
那些天克里姆林宮裡也在進行著無盡無休的辯論、爭論、鬥爭。我們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聞釋出會上闡述政府的立場。下面引用一段在這種同記者會見場合的速記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國在許多方面都還沒有為強制向市場過渡做好準備，社會意識也沒有做好準備。因此我們主張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衛自身立場，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是有道理的。為了制訂新建議，我們邀請了科學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議考慮了議會的建議，以及各種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然後，又對將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擬試驗，對所有的優缺點都作了數學分析。在研究過程中，對向市場過渡的方案有兩種考慮：一套是激進方案，不少著名的蘇聯經濟學家都主張這個方案；另一套則是溫和方案，政府建議的正是後者。
頭一套方案的模型（幾乎是立即放開價格，實際上完全取消國家訂貨）表明，頭幾年生產規模、就業率、生活水平將會急劇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會出現下降，但會是一種比較平穩，比較和緩的下降。從總體來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會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經濟趨向健康的速度也會稍緩慢一些。
風雨大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