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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國科學界的總體而言，特別是對於經濟學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進了許多人，他們非常善於利用早已發現的、早已驗證過的東西來為自己撈取學位和職稱，甚至全靠這一手。搞陰謀詭計的本事得到的評價永遠不會比發現新事物的本事來得低。我這一輩子當中，有許多年是跟生產一線和經濟工作打交道的。我所瞭解的學者有好幾百，我很看重他們，他們是事業的推進者。如果說他們有許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現了不了了之的現象，那也不是他們的錯。這是我國悲劇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對立簡直就把國家分裂成了兩個敵對陣營，這種情況使我們的工作變得沒有意義，因為俄羅斯聯邦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之後，在全蘇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法律之間，便爆發了一場混戰，它首先打擊的是事業，是經濟，是人。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3）
1990年7月末，在戈爾巴喬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確地表示了自己對把經濟推向市場原則的這份政府綱要的立場，而在5月份的總統辦公會上，他也早已表示過同意的態度。然而到了8月份卻透露出來，原來在蘇聯和俄羅斯兩位領導人之間揹著我又達成了一項協議。什麼協議呢？8月3日播出的葉利欽電視訪談回答了這個問題。從這次電視談話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即國家總統早在當時就已經走上了不可饒恕的妥協之路，並在後來導致國家毀滅。
現在我不加任何改動，一字不易地將這部分訪談內容引用如下：
問：……您曾經在我們的訪談中提起過，您打算建議中央接受俄羅斯的綱領。您還提到，無論中央是否接受這一綱領，您也還是會堅持俄羅斯應該有自己的經濟綱領。請告訴我，如果，比方說，中央不接受您的綱領，在這種情況下您會採取什麼行動？
答：今天我可以告訴你，中央是一定會接受的，因為今天《訊息報》上登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人簽訂了一個專門的類似於協定的東西，打算以俄羅斯的綱要為思想基礎，建立一個小組，而這個小組將以俄羅斯的綱要為基礎，搞一個全蘇的綱領。也就是說，不是政府搞的那個現在受到批評的全蘇綱要。我想，要透過的當然不會是那個綱要，是吧？這將導致全蘇政府退位，而綱要將會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那個綱要，一定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我跟戈爾巴喬夫就是在那個時候簽署這樣一個檔案的。那時候我也在這兒。（指葉利欽也在那兒休假。——作者）我們透過幾次電話，然後就簽署了這樣一個檔案。我搞了一個書面建議給他，指出這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建議按俄羅斯綱要來搞，要避免讓我們再搞一套俄羅斯的貨幣單位，因為如果蘇聯不接受，那我們就要在俄羅斯內部來實施這個綱要，我們將使用自己的貨幣單位。那我們將不得不走這一步。
好多媒體，特別是《訊息報》，立刻作出了大膽的猜測，說是出現了一個強勢聯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而“帝國的獨裁中央”將淘汰出局，正在制訂的綱要將成為聯盟條約經濟部分的核心，這一協議將促進各主權共和國的實際團結等等。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礙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迅速改變。我跟我的戰友們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極端主義將毀掉這個國家，改變社會制度。我們無法同意這一點。我們明白，就實質而言，這事不僅關係到是否能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進行政治經濟體制變革的問題，而且更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
這樣一來，在制訂向市場過渡的綱領的過程中，實際是存在著兩個中心。我們準備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綱要來——這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給我們規定的日期。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在“松樹林”工作。而在另一處——莫斯科郊區的一家賓館“小松林”，則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這裡我想提一句，“松樹林”和“小松林”，大概還沒有一個新聞記者不拿這麼有趣的名稱上的巧合來打趣兩句的。
根據阿巴爾金的提議，8月21日我跟他來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個妥協的辦法，以求把兩股力量團結起來完成共同的任務。俄羅斯的新總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裡。我們面對面地坐了下來，我把制訂政府綱要的情況說了一下，希望找出兩個綱要之間的共同點，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