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呼籲共同努力。可是談何容易！我們進入了公然仇視我們的敵人的營壘，我們在那裡出現，對於他們就是一次極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們談話的腔調簡直就像是老師訓斥預備班的學生，幾乎就是咬牙切齒的那股勁，哪裡還有一點點學界精英溫文爾雅的派頭！三個鐘頭毫無所獲地過去了。我覺得如果要說服，只有說服那些能聽你說也想聽你說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談話物件做不到這一點，也不想做到這一點。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4）
這次會見沒有帶來任何正面的結果。相反，它告訴我們，雙方之間的鴻溝已無法填補。而且有一種非常清晰的感覺，他們的所有戰術行動，哪怕是每一個細節，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爾巴喬夫及其幕僚們的指揮的。
現在已經沒有人還記得，後來的“激進”市場改革，其源頭正出自當年這些跟我對話的人物。今天，當一個泱泱大國已經不復存在，當俄羅斯和其他那些原來的加盟共和國正經歷著長達多年的社會經濟危機的時候，沙塔林、亞夫林斯基和亞辛這些名字乃至他們本人都正在被人們忘記，而亞夫林斯基和亞辛也在矢口 否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許，面對目前的這種滿目瘡痍，他們會比較適合於把一切都忘到腦後吧？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句：這一切正是他們搞起來的。只是到後來，他們的思想才為新的激進市場派——蓋達爾、丘拜斯、費奧多羅夫等人——接了過去。
戈爾巴喬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實際上他幾乎不給我打電話，對工作進展情況不感興趣。其實他本是理應對此有生死攸關之感的。所有這一切再次證明，他有別的考慮，也有別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總統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會見了制訂“500天綱要”的人們。從蘇聯政府的班子裡他沒有叫一個人過去參加會見。這時我們已經明白，擬訂聯邦條約時，已經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經過協調的經濟建議了，提交蘇聯最高蘇維埃全會的將是兩份完全不同的綱要。
1991年眼看著就要到來，可擺在眼前的各種問題根本沒有使任何人感到擔憂。不過各加盟共和國、各地區、各企業的領導可就坐不住了，他們發電報、打電話，向部長會議發起了一通通狂轟濫炸：怎麼開展工作？兩種法律、兩套規章制度在整個蘇聯的領土上鬥來鬥去，甚至展開激戰，而且還牽扯到共和國的主權之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應該照哪個法律，那套規章制度辦？
葉利欽向許多企業領導提出建議，要他們不再服從蘇聯的指令，轉而接受俄羅斯法律約束，並答應為此削減他們的稅額。只要綱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經濟完全可能泡湯。此外，“500天綱要”所建議的東西，跟最高蘇維埃透過的法律也完全牴觸。
國家總統提前休假歸來的第二天，我採納了幾個副手的建議，試圖請戈爾巴喬夫近日內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成員見上一面。8月23日，這樣的會見舉行了。它延續了6個小時。第一個發言的是我，然後是所有的主席團成員。我現在還保留著我的發言提綱，它也許可以見證我們提出的問題有多尖銳，說明國內當時的一般局勢：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次會見的請求，是因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萬火急的問題，同國家總統進行坦率的對話。
頭一個問題就是國內總體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國的社會政治局勢非常嚴重。國內正在形成一種非常困難的局面，其政治經濟生活發展的前景很難預測。國家正陷入極端複雜的政經危機之中。
第二個問題，我們需要決定我們的立場，這就是對1991年的經濟我們應該怎麼辦？
第三個問題：整個蘇聯的命運問題。
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將導致嚴重後果：經濟混亂，嚴重政治危機。
與此同時，國內發生這些問題的所有責任，實際將落到政府頭上。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政府從國家管理體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經成為抑制解構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日益增長的最後一股現實力量。一旦政府垮臺，將改變國內政治力量佈局的平衡。
還有一個同樣尖銳的問題，就是失控。這種情況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現在政令不行，不把總統的命令當一回事，宣佈加盟共和國的法律高於全蘇法律，透過完全國家主權宣言，等等。如果說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是波羅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國在帶頭，那麼現在這種情況就具有了更為嚴重的規模——在這些行動中帶頭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然而所有的責任，甚至包括菸草問題，都會落到中央領導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