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事之後就躲到了一邊，聽憑國家和人民在艱難困苦中掙扎。
國內政策：“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1）
1987年末，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脫離政治改革，在經濟領域就不可能出現進步的變革。他們的形象說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客觀地說，黨內早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性。黨的確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在緊張到極點的上世紀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時刻，在偉大衛國戰爭歲月，在戰後年代以及冷戰時期，正是蘇共在掌握著全國的命運。如果換了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時代變了，那麼當然黨的活動也應該出現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變化。在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負責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認為黨應該從直接管理經濟的工作中擺脫出來，把這些職能交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我的看法，意識形態工作和制訂發展戰略的工作留給蘇共來做比較合理。同時還應該讓它從停滯了幾十年的理論教條和黨務工作實踐中解放出來。
而且，早先的戈爾巴喬夫也是持這種意見的。例如，在蘇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會上他就說過：“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必須改造我們的政治體制的地步了。這當然不是說要取代現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質量上全新的結構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內容和動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涉及黨和國家機構功能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應該以列寧主義為基礎。黨的指導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發揮作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看看他後來離職後的所作所為，看看他那些公開否定黨的言論，不由得要對他的真誠，對他的信念，還有他是否正派的問題，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1991年8月23日，當蒙羞的蘇聯總統在72小時軟禁後由福羅斯送回來，跑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恥辱講壇”發表演說時，他還能說一些他信奉社會主義思想，他忠於改革後的黨之類的話。可是時間僅僅過了一天，他卻……放棄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再就這個問題發表宣言時，他竟然顛三倒四地說，他的責任是像保護國家公民那樣保護每一個共產黨員免受無根據的法律追究，同時還宣佈黨自行解散。
圈圈終於圓上了。這種情況遲早總會發生。戈爾巴喬夫同黨分道揚鑣了。但為什麼他對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蘇共自行解散的建議在許多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既定事實，這件事至今還是一個謎。我看是潛意識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東西起了作用，總相信黨的領袖總書記的一切行動不會有錯。
那些日子可是勝利者趾高氣揚的日子。趾高氣揚的還有一幫立馬就倒向他們，倒向權力的人，哪還管這權力究竟是什麼權力！見風使舵的人從來就沒有自己的信念。看來那些搶到了政權並自稱國內唯一民主派的人們，如果他們真是民主派的話，就應該委託同樣是“民主”的檢察機關，對那些他們認為是70年來把國家搞到喪權辱國一貧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訴才是。難道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詡為為把我國建成真正法制國家而奮鬥的最高尚的戰士嗎？
不過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有些人昨天也是共產黨員，而且遠不是什麼黨內的小角色，可他們又起過什麼作用，該負什麼責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這麼一個絕對違反法律，違反民主原則的解散蘇共的法令呢？1500萬共產黨員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來，當時真沒有幾家報紙能忍得住不挖苦說，這個命令是葉利欽在過節的時候給倒臺的共產黨送的一份厚禮。不過他們“忘記”了，幾十年來，這個日子可一直是整個國家的節日，是全民族的節日啊！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5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麼搞的呢？
原來，到了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後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而且還號召進行報復。在有些發言中，可以感到發言人無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一個政治家，都還不夠成熟。他們表示，希望能對擺脫了“蘇共壓迫”的這個國家有所幫助；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過還有一些則是完全自覺的、專為破壞黨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