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間接知道、因而不完全知道的事情；但和一切偉大的小說一樣，也寫我們內心的和身邊的、明明知道卻又害怕承認的事情。
如果說找到詞語來表達我們不完全知道的事需要天才和睿智，那麼找到詞語來表達我們拒不承認的事需要勇氣。對於二者，隱晦、甚至偽裝，都有顯著的可取之處。
福克納用純淨、深奧和普遍性來界定詩人的同時，還說“小說家”只寫自己的故事。早在童年便想象自己是作家，後來發現只有寫散文小說才是他的天地。這些發現固然重要，但比不上他自稱“鄉下老”獨特。多年後他回憶在新奧爾良和歐洲度過的歲月時，把自己描繪成最徹底的“流亡者”——“一個流浪漢，一個一無所有、無害於人的遊子”，渲染地點之不重要。這樣的描繪雖然誇張了他的實際經歷，但也說明他對不生根而飄泊的醉心。他在早先的一首詩《雁》和一則故事《現在怎麼辦》的斷片中謳歌雁群的寂寞遠飛。後來在《我彌留之際》中，又把艾迪·本德倫渴望自由和自我實現同幽渺中傳來的“朦朧、高亢、野性”的雁鳴聯絡。他知道飛翔可代替個人的演習，也可用作文學的源泉。流亡已成為他這一代作家的支配一切的主題和模式；至少是一條擺明的出路。流亡之於艾略特，意味著佔領一個新的家園；對喬伊斯、龐德和海明威，則意味著佔領一個又一個新的家園。對每個人來說，流亡意味著新的姿態和新的口音，意味著新的機會，重新定向、成就大業。福克納也發現自己的生活將起變化，他必須在獻身的同時嚐嚐流亡的滋味。縱觀他的一生，知道地點在他的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