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更覺實在。這兩個活人因充耳塞聽而被固定在一個逝去的時間上，歲月的推移把他們拉得異常單薄。在《亞伯拉罕神父》中，過去的蹤跡表現在瓦礫廢墟和當地的謎語傳說中，並不沉重地壓在活人心頭。斯諾普斯一家沒有可回憶的往事，沒有家族的歷史感，幹勁十足地擴張勢力範圍。薩托里斯一家則相反，揹著沉重的回憶，人數越來越少，負擔越來越重。故事跨越四代人的時間，開始時還有三代的代表人物健在：老上校的妹妹維吉尼亞·薩托里斯·杜普雷屬於第一代；老上校的兒子老巴亞爾屬於第二代；曾孫巴亞爾屬於第四代，唯獨沒有第三代、沒有父母這一代。巴亞爾生於1893 年，1901
年失怙。唯一的同胞手足孿生兄弟約翰死於第一次大戰期間。他陷入了宿命論和愧疚感，不甘心卻又擺脫不了，只好在小說的睡意朦朧的氣氛中撞來撞去，念念不忘孿生兄弟的戲劇性死亡，影射並實質上重複老上校的弟弟、即第一個巴亞爾在南北戰爭中的死亡。失去雙親的巴亞爾感到被人遺棄，困於回憶而不能自拔，生活在一個太空虛太封閉的世界中，覺得自己必將重蹈兄弟的覆轍。結果果然如此。從而體現出自絕於今天、死抱住過去的危險。
和《軍餉》一樣，《墳墓裡的旗幟》寫一個戰後生還的年輕人無法適應生活；但又不一樣，突出福克納早就感到的第一次大戰和南北戰爭的相似。
在南北戰爭中，一個叫約翰的兄弟活了下來，巴亞爾死去；兩人的姐妹維吉尼亞活了下未，她的丈夫去世。約翰和維吉尼亞敬重甚至讚美死去的親人勇敢無畏。
戰爭結束後，維吉尼亞徒步穿過南方去營建新的生活，約翰則回家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修造鐵路。在他們講的故事中，聽得出他們嚮往光榮地死去，但在他們的行動中，只看到他們對生的執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叫巴亞爾的活了下來，另一個叫約翰的死去。生者父母雙亡，感到悵惘和煩躁。不論玩馬、玩汽車或者飛機，速度是他的鎮痛劑，危險是他的愛好。
他企圖制服烈馬時摔傷，開汽車時造成祖父的死亡，開一架明知其不安全的飛機時，自己墜死。
薩托里斯一家的故事，特別是巴亞爾的生與死的高潮，佔《墳墓裡的旗幟》的篇幅最大。另外有一根主線——兩個孤兒霍拉斯和娜西莎·本博。福克納一方面把娜西莎和珍妮姑姑對照，一方面把霍拉斯和巴亞爾對照，從而大大擴充套件了他的小說。
珍妮姑姑既討厭又喜歡薩托里斯家男人的粗野愚蠢，娜西莎則鄙視和害怕；她想過：“除非世上沒有男人，否則她永遠不得太平。”然而，他的一生圍繞那些叫她受不了的生物而轉。她同兄弟、一個毫無男子氣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接受拜倫·斯諾普斯的匿名情書，藏起來讀了又讀，後來嫁給巴亞爾，一個她既厭惡又迷戀的男人。小說結束時，她以全部精力挽救兒子，以免幹出男人常犯的荒唐事來。
娜西莎對巴亞爾是個有保留的妻子，對兄弟霍拉斯卻是全心全意的姐妹，對兒子是個全心全意的母親。在巴亞爾身上，我們看到一種型別的浪漫主義者，至少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英雄人物，是阿諾德（2） 筆下飄遊的“瘋子”的20 世紀後裔。歸家的退伍軍人霍拉斯·本博則是又一種型別的浪漫主義者。福克納採用先前幾個人物，包括埃爾默·霍奇的素材，把霍拉斯寫成既是騎士、情人，又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義者。霍拉斯彼稱為“詩人”，從事的藝術全部是替代和淨化。巴亞爾在戰爭中駕駛戰鬥機，回家時帶著對亡弟的懷念；霍拉斯在青年會管食堂，回家時帶了一套吹玻璃工具，獨力製造了一隻“幾乎盡善盡美的晶瑩的琥珀花瓶”，“一直放在床頭櫃上”，用姐妹的名字呼喚它，稱它為“你這個未受糟蹋的靜的新娘”。
如果說在道生·費爾柴爾德說的“每晚抱著《十日談》上床的陽萎不舉的男人”
身上看到替代，在霍拉斯的創作中看到淨化，那麼霍拉斯的那句話讓我們窺見福克納在替代和淨化二者之間體會到的聯絡。福克納寫完《墳墓裡的旗幟》後不久，便開始另一部小說。後來介紹這部小說和他的生活的關係時用的詞，同霍拉斯的花瓶與靜為新娘相呼應。不過，寫《旗幟》時，作者同巴亞爾和霍拉斯保持一定距離尚不稱難，難在把兩人的故事串連得令人滿意。有時，同一個道理重複了又重複；有時則似乎在同一瞬間向四面八方岔開去。儘管有缺點，它還是不應受到當時的那種冷遇。它到底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小說，比大多數評論家所形容的要精彩百倍。對這部小說最早的攻擊出自霍拉斯·利弗賴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