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也成為日後的讖語。福克納繼續寫小說，把這一體裁越撐越大，把不同敘述線條併到一起，成為一個更大整體的區域性。
《旗幟》中的人物以後還出現在福克納筆下最刻薄的《聖殿》和最浪漫的《未被征服者》如此大相徑庭的小說中。
具有咄咄逼人的巨大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強烈的互補作用。但是在約克那帕塔法世系中看到的，顯然是他的想象力的最高造詣，具明顯的互補作用，從而產生一個蘊蓄的結構。三件相互有關的事——福克納對馬爾科姆·考利編輯《袖珍本福克納選集》的創議表示熱心；福克納立即把《袖珍本》看作“我這一偽造州郡的金書”；以及這個設想對彰顯福克納的偉大所起的特殊作用——說明，自《墳墓裡的旗幟》開始的各種長短篇都有一個明顯特徵，即兼有整體的和區域性的邏輯，整體邏輯和其中包含的相互作用，既複雜又豐富。福克納的小說同任何有關南方歷史或南方社會的思想或理論不相干，他的寫作方法既不是歷史的也不是社會學的。因此，把約克那帕塔法世系視為歷史或社會學作品，顯然是大錯特錯。在內涵上，它“不止”是南方歷史或社會的縮影；在直接應用上，則不足以成為南方歷史或社會的縮影。
這些錯覺其實有深遠含義，因為由此可見福克納的創作給人的兩種相反的感覺是如何取得平衡的：一方面，它塑造一個想象出未的王國，另一方面，它取材於一個自己從不認同為家鄉的世界。甚至在讀者、評論家和鄰居追究根源，尋找原型、把考證當作生意經之前，作品中已含有他所尋求並保持的那種平衡。回憶老上校的情節時，他採用蒂帕郡裡普利鎮的風景、歷史和人口統計。回憶小上校的情景時，他採用拉斐特郡牛津鎮的。這一切用來十分自由，因為歸根結蒂，他恪守的不是事實，而是安德森稱之為“經想象把玩的生活事實”。他把它們揉合，增刪、修改、賦以新貌，從頁創造了一個具有獨特面貌和歷史過程的世界。
在《亞伯拉罕神父》和《墳墓裡的旗幟》中，福克納成了本家族和本地區的傳說和神話的歌手，這些傳說和神話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因此根本不意識到自己在借用。當週圍的人不批准他歌唱、拒絕聽他歌唱時，同家鄉原先已夠緊張的關係益發緊張了。雖未能吸引聽眾，思想上的迴歸密西西比州之旅把他帶回到幾個豐富的傳統。V。K。蘇拉特和V。K。拉克利夫兩個人物成為其中兩大傳統的好手：都有吹牛皮所必需的不著邊際地誇張的愛好，都有輕描淡寫、自我挖苦、冷麵滑稽的天賦。薩托里斯以後的人物，都有福克納影射本家時的那種傣油加醬、歌功頌德的風格。福克納幼年去過教堂，在政治講壇前站過，看過當年的演出，聽過“密執安大學雄辯學教授託瑪斯·屈魯布勒”朗誦莎士比亞名作中的獨白和當地專家亨利·沃特森朗誦弗雷德·愛默生·布魯克斯的《皮格特的進攻》。（3） 這些傳統和浪漫派詩歌中的一些韻律，在《墳墓裡的旗幟》中融為一體，教會福克納把自己看作一名失敗的詩人在與內容充實的有韻散文。
他借小說這一體裁來諷喻的現實世界有社會現實，也有自然現象。他接受自然和社會第一性說，認為用語言文字做成的東西必然是相對地虛幻。他也有許多世紀之交的作家所共有的信念：第一性的世界是支離破碎的、不穩定的。但他並不為之嘆惜，反而從中得到安慰。行動，行為世界變遷無常，固然造成失落，但也帶來機會。幾年後描寫曾祖父時他說，曾祖父體現了一切真正的英雄好漢的機會，然後指出，老上校的豐功偉績都已煙消雲散：“舊居一無所剩，房屋不見了，種植園的界石不見了，除了一座雕像以外，他的事業全都不見了。”彷彿經過再思後又補充說：“那樣更好”；言下之意，吸引他的正是這股既生又死的力量。這種矛盾的反應在《墳墓裡的旗幟》中已有流露：雖然為偉大祖先的功勳而驕傲，但也喜歡有發揮修改種種關係的自由。這種雙重性讓人看到，初寫約克那帕塔法世系便直接借用老祖宗的生平和時代，絕非偶然。
尼采說，最強大的部落的最強大的祖先，必然被當作神祇祭祀。福克納把老上校神化為約翰·薩托里斯上校及其兄弟巴亞爾，兼備尼采所說的聯想和發揮的衝動。
薩托里斯家族追述了福克納對本家歷史的最深刻體會。《墳墓裡的旗幟》是敘述榮衰兩極的故事：第一代英勇創業；第二代便潔力不如第一代，矛盾疊起，但仍熱愛追求生活；第四代則熱愛並追求死亡。書中的嬗變模式出人意外，缺少父母這一環。
多年後有人問起為什麼跳掉第三代，福克納答曰：“孿生子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