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細也不求漂亮。彷彿，只要有那樣—些東西，便也就是製造的目的與終點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住在：三十二樓的四樓。開啟水時，要到二十八樓去。宿舍裡有四隻水壺，其中有兩隻還是北京產的名牌水壺（我真不好意思說出這個品牌），那壺把簡直就是塊薄鐵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猶如抓著一把鋒利的刀片。當我從二十八樓將四壺水提到三十二樓四樓時，總是迫不及待地將門踢開，立即放下水壺，然後不住地甩著被壺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陣，再去看看那幾乎要流出血來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護著。令人傷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壺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從前，鋒利如刀。這些製造水壺的人，他們的手難道就失去知覺了嗎？難道連一絲一毫的手感都沒有了嗎？從中關園搬到燕北園之後，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幾家瓷器店，竟然沒有挑出幾隻我稍微滿意的碗來。且不說那圖案几十年來就那麼單調的幾種，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還不怎麼圓，十隻碗疊在一起時，總是那麼令人揪心地晃盪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時不在意，在剛買回來的一張飯桌上拉來推去的，竟將那嶄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來，讓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隻一隻打打磨它們。有些活兒，本應是充滿柔性的活兒，但那些人就是沒有輕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讓你—陣陣心驚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塊梅花表的錶蒙子破裂了。去了幾家修錶店，皆無合適的可換。我只好去自由市場找修表的攤子。我問—個從浙江來的修表的有無梅花表的錶蒙子好換，他也不看一看是什麼樣的—塊表，張口就來：“有的。”說罷，他就拉開抽屜，將那一堆錶蒙子拿出來—個—個地試。那錶蒙子一隻一隻都糊里糊塗的，使人懷疑那是他用自己撿來的塑膠燒化而成。試了十幾二十個，也未能找到一隻合適的。毫無希望時，他說：“這隻可以。”然後像倒煤渣—樣將表中—個金屬圈倒出，還未等我反應過來，他就用一把鏽跡斑斑的老虎鉗子，像掐鐵條似的將那金屬圈掐斷了。我很生氣：“你怎麼能如此蠻幹？”也還很有理：“不掐斷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錶蒙子就這樣被很野蠻地勉強裝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塊表，因為心裡硬覺得它已殘廢了。我很生氣了幾天，但我後來卻這樣想：這種事情不是天天都在發生著嗎？那些所謂的手藝人，不都是這樣乾的嗎？長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鐵砧上用錘子反覆地砸長它一點，最後能湊合著杵進去就成。修項鍊，他就敢用拔鐵釘的鉗子；修眼鏡，他就敢用重磅大錘。修那些脆弱嬌氣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機一樣下得去手。這樣—想，也就不生氣了。臺灣的龍應臺先生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但，我卻要問：中國人，你能生氣嗎？——都生氣，還不氣死？
我不知道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從何時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國人在過去，其手感絕不是這樣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讓世界仰目。古時的建築以及種種器物，還有那麼多在那兒放著，它們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顯示著從前中國人手的能耐、美妙與超凡脫俗。看從前文人的文章——無論唐宋還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從前的中國人是極講究工藝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並有一大群人能做極細膩而深刻的鑑賞。在中國文化裡，就有—支對工藝津津樂道、對工藝之美的欣賞達抵禪化境界的一脈，那是—個很高的令它國望塵莫及的境界。不說太遠，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語堂、豐剝豈、梁實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後來，這被激動地浪漫地謳歌過的“勞動人民的一雙大手”，怎麼就變得如此粗糙、如此鈍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們有許多文學作品是寫手的（扭轉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換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繪祖國錦繡江山的手…）。有許多關於手的連篇累牘的讚美之詞。我在想：這些手在做了這麼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之後，總該實際—些，將房屋，將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細—些、地道一些、美觀—些、稍微像點樣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問這衰弱的原因：
可能與制度相關。這種沒有競爭機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墮落與懶惰。失去了勤奮思考、勤奮勞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東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風”的生存“廝殺”，從而讓—雙雙手閒置起來，久而久之，失去了靈性。
社會的連年動盪和反覆無常使人心渙散不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