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一文中，以西周與東周作為奴隸制與封建制社會的分期線。這樣，就把秦始皇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肯定了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了。例如文中有這樣的話：
秦始皇不愧是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勳，他把天下統一了。
不過，即使如此，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統一全國、完成封建制的功績的同時，還是指出他企圖維持萬世一系的專制統治是釀成陳涉、吳廣農民起義爆發並促使秦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也許因為畢竟郭沫若是知識分子，由於文人“情結”，他無論如何不能忘懷，也不能原諒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要有機會，他就要指責秦始皇的這一罪行，且以此斥責現實中的暴君。如就在他寫作《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的時，國民黨在軍事上發動反革命“圍剿”的同時，在文化上也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圍剿”，許多進步的和革命的文化人被囚禁，被戮殺，進步的書刊遭嚴禁，書店被封閉。郭沫若雖亡命海外，仍不忘對這種“政治上的秦始皇主義”進行抨擊。
當時，他就寫了一篇諷喻現實的小說《秦始皇將死》，作品借秦始皇臨終時類似懺悔的話，對焚書坑儒的暴行，作了嚴厲的批評和譴責：“咳，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燬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460多人，我想來統一思想，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裡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思想那裡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這一句話，說得實在好，實在深刻！不過，這哪裡是秦始皇認識得到，能夠說出的話？這不明明白白是郭沫若對暴秦的批判嗎！
郭沫若關於我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在秦漢之際的說法，一直到1950年4月他寫的《中國奴隸社會》一文時，仍然是維持著的。但不久，他發現這個斷案的史實根據很不充分，對於材料的分析也做得太粗糙。因為秦代雖然還有大量的奴隸，而且也在從事生產，但並不是生產的主流，生產的主流已是農業上的租佃制了。
因此，他在1952年寫的《奴隸制時代》一文中，把我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改定在春秋戰國之交。這樣，秦始皇又成了嶄新的封建制的建立者了。故他在1956年校閱《高漸離》時，特意說明他寫這個劇本是“存心用秦始皇來暗射蔣介石，因而對於秦始皇的處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對民族發展有貢獻的歷史人物，蔣介石哪能和他相比”。並且，他也趁校閱劇本的機會，把劇中“過分毀蔑秦始皇的地方”，作了一些刪改。
到了1961年，由於受毛澤東的影響，郭沫若對於秦始皇的態度，可以說有了更大的改變。這時，在他寫的《讀〈隨園詩話〉札記》裡的《論秦始皇》一節中，他竟然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作了一些辯解。他說：
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
這不能不說是郭沫若對秦始皇看法的一大轉變。據他自己說，他的關於歷史分期看法的幾次改變，是從毛澤東關於在複雜事物的過程中必須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中受到啟示，有意識地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研究問題，即抓住封建社會中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這個主要矛盾，特別是抓住決定封建社會性質的地主階級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去研究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劃分的。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免去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受批判的遭遇。他想不到毛澤東竟會在這樣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又舊事重提，而江青等人更是抓住他的“問題”不放，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三、毛澤東說了話
毛澤東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就反對孔子的。他對孔子的態度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早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對孔夫子和孔孟之說也是十分崇仰和信奉的。這也是當時的時代使然。因為那時人們讀書識字，都離不開孔孟教育。而到五四時期，由於新思潮的衝擊，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其中特別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由於接受西方新進思想的影響，對於孔孟之學才由懷疑進而至於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孔孟之學實在是保守以至是反動的。青年氣盛的毛澤東自然也是如此。當時，他在《湘江評論》中著文，反對封建禮教，反對孔孟之學。他公開闡述了自己反對孔學的理由，說：
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兩千年的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