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國民黨召開“國大”事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
當時，有些民主人士對國民黨召開“國大”一事，一時還看不清楚，總以為開比不開好。這就要做更細的工作，甚至要一個人一個人地開導，勸說。此時，郭沫若的公開身份和他在文化界以及社會上層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使他更方便更合適出面做這樣的工作。而郭沫若也確實是不負共產黨和人民的期望，真是使出了全身的勁來做這一工作。當時周恩來常直接寫信給他，對他提出要求和指導。如其中一信說：
……青年黨混入混出，勱老（按指張君勱）動搖，均在意中，惟性質略有不同，故對勱老可暫持保留態度。民盟經此一番風波，陣營較穩，但問題仍多，尚望兄從旁鼓舞之。民主鬥爭艱難曲折，居中間者動搖到底，我們亦爭取到底。“國大”既開，把戲正多，憲法、國府、行政院既可誘人，又可騙人，揭穿之端賴各方。政協陣營已散，今後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到時如仍需和，黨派會議、聯合政府仍為不移之方針也。
後來周恩來撤離南京回到延安，仍有信給郭沫若。其中一封信有這樣的話：
國內外形勢正向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途程進展，明年（按指1947年）將是這一斗爭艱鉅而又轉變的一年，……孤立那反動獨裁者，需要裡應外合的鬥爭，你正站在裡應的那一面，需要民主愛國陣線的建立和擴大，你正站在陣線的前頭。
這裡，對於形勢的分析不說，信中所說“尚望兄從旁鼓舞之”，“需要裡應外合的鬥爭，你正站在裡應的那一面”……不都有力地說明郭沫若是怎樣在中共中央領導和指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如何卓有成效地工作嗎？
在這場特殊的“裡應外合”的鬥爭上，郭沫若確實是站在民主愛國陣線的最前沿的。他團結廣大愛國民主人士，支援、聲援工人和學生的鬥爭，利用各種活動形式，在各種不同場合，不停頓地和蔣介石國民黨以及支援它們的美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
由於國民黨加緊大規模進行內戰，同時加強對國統區的控管和鎮壓，形勢越來越惡劣，中國共產黨從整個民族長遠利益出發，為確保一些文化精英和社會賢達的安全，決定組織一批民主人士撤離國民黨統治區，轉移到香港。郭沫若就被安排在這一批人士之列。
1947年11月14日，也就是解放戰爭正在十分激烈地進行之時，郭沫若在文化界另一位共產黨人葉以群陪同和護送下，又一次開始了陣地轉移。當龐大的海輪緩緩馳離黃浦江碼頭的時候，他自然地想到10年前自己冒死由日本返回祖國投入神聖的抗戰，就是在這裡登岸踏上祖國的土地的，那時刻自己的心情是怎樣的激動啊！但是，誰能料到10年之後，自己又要乘船從這裡離去！他不禁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他清楚記得，10年前他捨棄在日本的妻兒返回祖國時，曾用魯迅詩韻作過一首詩，表現了當時拋婦別雛為國效命的複雜心情。這一回，心情雖有所不同，但複雜之情仍舊。所以他又作了一首《再用魯迅韻書懷》。詩曰：
成仁有志此其時，效死猶欣鬢有絲。
五十六年餘鯁骨，八千里路赴雲旗。
謳歌土地翻身日，創造工農革命詩。
北極不移先導在，長風浩蕩送征衣。
顯然，這首詩的情調比十年前的那一首要顯得明快些，高昂些。因為10年前寫那首詩時，抗戰剛剛爆發，前途如何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現在，寫這一首詩時，雖然眼前形勢還很嚴酷，但是天際已經露出黎明的曙光，情緒總的說來和十年前是不一樣的。不過，他還是覺得詩興未盡，似乎有些話還可以說得更明白些。於是，又一首詩猛然閃進他的腦中：
十載一來複，於今又毀家。
毀家為何者，為建新中華。
這首詩五言詩雖然只有短短20個字，但是郭沫若覺得意思是表達得很清楚了。是的，“於今又毀家”，“為建新中華”，即使是再在海上飄蕩顛簸一次，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的呀！
在郭沫若來到香港之前，已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先期到達香港。郭沫若的到來，使在港文化界特別是文藝界人士，感到更有依託，更有主心骨。
郭沫若在香港的住所是在九龍山林道的一棟小樓上。這裡很快又成了昔日的“天官府”（即郭沫若在重慶的住所）。他經常在這裡和朋友們談論國家大事，議論時局發展，討論革命文藝問題特別是熱烈討論解放區大量湧現的人民文藝。小小的香港，由於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的到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