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說，放任一群社會高危人群聚居在一起，很容易產生許多不利於社群穩定的因素，且公寓改建之時手續並不齊全，而今出資改建的神父已因涉嫌謀殺被羈押，繼續開放公寓恐怕會對教會形象造成負面影響。於是，橡樹公寓的住戶們就這樣被趕了出來——大部分去了救濟所，小部分投靠了本地的親戚、熟人，還有幾人被查出屬於非法滯留，即刻潛送回了大陸。嘉文暫時申請不到公屋，二人也無法再住回校舍，不得已之下便用上次旅行剩下來的錢租了現在的公寓。
兩人剛剛安頓下來沒多久，就作為神父謀殺案件的目擊證人再次被警署傳喚去錄了口供。在那裡，他們見到了神父的父母，這對體面的中產階級夫婦，已被接連的噩耗打擊得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眼睛裡只剩了一潭死水。他們經過警署的走廊時，那位神情呆滯的夫人忽然情緒崩潰地抱住了一個警官的腿，聲嘶力竭地哭喊著說：“警官，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不能再失去良一了，求求你救救他，他真的是個好人啊。”
那警官為難地推開了她。她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天主啊，這是您對我的懲罰嗎？”她同樣悲傷的丈夫也站在她身旁默默地流著眼淚。
沈青看著他們，覺得這對老人實在可憐極了，一瞬間想要過去同他們說兩句安慰的話，然而她又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於是最終還是跟嘉文一言不發地從他們身邊走開了。
幾日後，她又與嘉文一道去警署的收押所探視了神父——因他的母親由於過度悲傷已經病倒，暫時無法前來探視。他們給他帶了一些私人物品，又聽他交代了幾句家裡的事。他問他們知不知道安娜在哪裡，他想將自己的財產留給她和她的母親。沈青說：“那天她去了教堂之後就沒回過公寓，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過她了，不知道她去了哪裡。”神父悵然若失地點了點頭，沒再問什麼。臨走時，沈青從包裡取出了一本聖經，想請警官交給他，他卻笑著說不用了。“人毫無作為，卻發明了一個上帝。＇1＇如果地獄真的存在，應該再沒有比我更適合去那裡的人了。”這是他與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星晴和阿甘的葬禮也是在二月半舉行的。那天意外地來了很多人，有星晴的母親、哥哥、以前的姐妹、阿甘的同事、橡樹公寓的鄰居、教會的神職人員、還有一些熱衷於社會活動的市民。密密麻麻的黑傘像是一大片黑壓壓的烏雲一樣遮蔽了半個墓園，一眼望去，讓人有種說不出的鬱塞和壓抑。
那天莫北也去了。葬禮結束後，他走過來與沈青交談了片刻。沈青問他之前那段時間去了哪裡，他自嘲般地笑了笑，說：“忙著自殺去了。”沈青驚愕地看了他一眼。他卻依然神色平靜地望著雨傘外霧氣氤氳的墓園，像是嘆息一般地撥出一口氣說：“不過，在阿甘從我眼前跳下樓去的那一瞬間，我就確定自己這輩子也沒有勇氣自殺了。你說的沒錯，我的確是個懦弱的膽小鬼。”沈青繼續沉默著，沒說什麼。他又說自己不久之後就要離開香港了，沈青問他要去哪裡，他並沒有回答。葬禮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他。
陰鬱的天氣就是從這天開始的。雨淅淅瀝瀝地下了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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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沈青收到了兩封信。一封是先前向他們約稿的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寄來的，信很長，將近一半的篇幅都被那個外文編輯用來恭維和讚賞她與嘉文的專業翻譯水準了，另一半則是對二人的歉意。據他說，出版社內部對那部小說的市場潛力預估有分歧，而且他們在版權購買上也遇到了一點小問題，因而書稿大概不能在預定的時期內出版了。不過，他一定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推動該書出版的——他最後還用這樣一種職業性的客套語氣安慰了二人。這封信讓沈青深受打擊，嘉文卻勸慰她說：“這不是第一次投稿嗎？再說我們也不一定非要做這個。”沈青心裡有些不愉快，不過想到他心中肯定也覺得十分失望就沒再說什麼。
另一封信是匿名的。某天她開啟公寓門前的信箱時，那個牛皮紙信封和商場的廣告傳單一起掉了出來。她撿起來開啟，裡面裝了一頁白紙和幾張彩色照片。她出於好奇先看了照片，驚恐地發現那居然都是她與嘉文擁抱接吻的瞬間。她又慌張地去看信紙，見上面工工整整地列印了這樣一段話：
“賤人，這樣的照片我還有不下百張，如果不想它們出現在學校的公告欄裡的話，就馬上退出研究基金的申請。應該被尊敬和支援的，是我們這些能夠推動科學和社會發展的研究者，而不是你這種一邊研究著一堆無用的垃圾理論，一邊跟自己的學生上床的蕩｜婦。哦，對了，我有證據證明，那孩子還未成年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