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讓外貿商將其外匯收入的75％賣給國家。按照一系列專家的意見，1999～2000年，外匯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專家不同意這種說法。有些專家說，有徵兆表明，俄羅斯境外資本有一部分回到國內，投向了利潤最大的行業。是否可以加速這一過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議，對俄羅斯1991年之後的所有資金宣佈“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對派的觀點更有說服力。大額的資本，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往往已運到國外的，畢竟來源不盡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處理態度。而且，只有國家杜馬才有權宣佈大赦，而杜馬未必會對“所有人”都實行大赦。透過更加愛護現實經濟的立法、減少稅收的種類與數額、國家的總體穩定與經濟增長、堅挺的國家貨幣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從俄羅斯流出的幾十億、幾百億美元的資金吸引回來。
當然無法保證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國際刑警的方法與手段。各個國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為“髒錢”洗錢的銀行也越來越少。近些年來，西方國家透過了許多新的法律、法規，使主要來自毒品業的髒款“洗錢”變得更困難。西方也沒有人能夠長時間地忍耐俄羅斯私人商業銀行由於1998年金融危機而形成的債務。當資金達到幾千萬和幾億美元的數額時，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辦法可以瞭解到俄羅斯官員們企圖隱藏在境外銀行的非法賬戶資訊。1999年，國際刑警建立了不少關於俄羅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現金購買昂貴的不動產等。西方有些國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羅斯請求的情況下獨立行動，比如調查在俄羅斯政界與商界遠非無足重輕的人物巴維爾·博羅金。
早在1992年，以蓋達爾為首的俄羅斯政府就宣佈，要找到並挽回神話般的“蘇聯共產黨經費”。蓋達爾與“克羅爾”偵探公司簽訂合同，這是世界上當時被認為是承擔類似業務最好的偵探公司。俄羅斯政府付給“克羅爾”公司2000萬美元的報酬，但經濟偵探的所有努力都毫無結果。該公司領導說，這是他們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敗。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資者仍然求助於“克羅爾”公司，想調查清楚拖欠他們債務的俄羅斯富商們的財產數量與秘密賬戶。
這個例子證明，挽回從俄羅斯非法運出國境的資金與建立貸款和還貸的文明體系，是俄羅斯與西方的共同任務。2001年，俄羅斯成立的經濟監控與金融偵察機構也肩負著同樣的使命。眾所周知，建立此機構的倡議得到了普京的積極支援。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1）
鼓勵地方的主動權
1998～1999年，在俄羅斯聯邦的政府危機接踵而至的時候，葉利欽有時也因病幾個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宮辦公。與中央政權機構相比，地方政權機構顯示出更大的穩定性。大多數地方領導的責任感與獨立性，緩解了經濟危機和其他失誤的後果。但在這個時候，有時是自發形成的俄羅斯聯邦政權體制也暴露出嚴重缺點。合理的自治往往發展成各自為政，重視地方特色演變成地方主義。分離主義與民族主義對俄羅斯的統一構成了嚴重威脅。一些地區的經濟困難也越來越嚴重。
俄羅斯聯邦機構遠不是非常完美，因為這是近百年來在各種原則與動機的基礎上形成的。20世紀初的俄羅斯帝國有78個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現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省的行政區劃在蘇聯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後被改造為州、邊疆區與自治共和國。30年代中期，為了便於接受中央的統一管理，最大的州和邊疆區被拆分成為小的州和邊疆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1940年建立了52個聯邦主體。1975年，同樣的國土上已經有86個區域單位。
如果說俄國那些省在劃分時沒有什麼民族特徵，那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考慮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慮經濟因素，在州與各加盟共和國的劃分中，完全忽視了蘇聯經濟的發展因素，大企業由中央統一管理，而各個州只負責管理地方工業。
俄羅斯聯邦共包括89個主體，其中有49個州，6個邊疆區，21個共和國，10個民族區，1個自治州與2個直轄市。聯邦的各個主體不僅能力不同，權力也不同。考慮到對地方領導的支援，葉利欽並沒有阻止許多權力流入州長與共和國總統手中，甚至地方透過與聯邦立法相違背的法規時也未被加以阻止。
這是一個需要逐漸理順的矛盾過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後，先從聯邦改革與建立七個聯邦區開始、並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