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恰克在最高蘇維埃法律委員會會議上非常活躍，在這裡他領導一個經濟法和改革分委會。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提議，所有蘇聯政府成員、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領導人以及其他高階官員的任命不僅要經過蘇共中央政治局，而且還要由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先期討論在委員會內進行，有時爭論非常激烈。大約有1/4的候選人任命沒有被最高蘇維埃批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由於索布恰克的反對而沒有被透過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儘管知名度很低，但卻獲透過，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員。
圍繞幹部任命的這場辯論導致索布恰克和戈爾巴喬夫之間關係變得明顯冷淡，但卻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蘇維埃中的聲望和在全國的知名度。無論是在最高蘇維埃和人代會的發言數量，還是收到的信件和電報的數量，索布恰克都遙遙領先。給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寫著“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連索布恰克本人也對這樣簡明的通訊地址感到驚奇。按受歡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僅落後於鮑里斯·葉利欽，但他出國訪問和受邀請的次數卻超過了後者。
許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飾地認為，俄羅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們認為最好的夥伴和談話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納託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蘇聯媒體發表的文章數量最多。其中最長的一篇文章刊登於1989年秋天的《星火》雜誌上。與此同時，《祖國》雜誌開始發表政治家肖像“政壇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團真理報》確認，阿納託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愛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聞報》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標題為“人民的律師”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與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員會認識的，我當時領導其中的一個分委會——文化領域法制委員會。我非常欣賞索布恰克的獨立性以及闡述自己見解時的勇敢精神。他是一個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從沒有想過像加弗里爾·波波夫一樣，為了扮演跨地區議員小組“總思想家”而在自己身邊形成一個“小圈子”。在與最高蘇維埃官員們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現不僅僅是自信，有時甚至被認為是高傲。在最高權力機關，大家都不太喜歡他。在不少人看來，索布恰克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一個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沒有人說他謙虛。相反，他喜歡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
在議會內，索布恰克經常做沒有必要的發言，而且其發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開辯論的時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與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銳辯論中，我站在後者的一邊。話題是圍繞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開的，當時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與事實不符。但從這場辯論中我發現，作為公共政治家，許多高階領導人的辯論才能很弱。他們不會也沒有能力進行議會公開辯論，即使在勝券在握的情況下也還是會輸給對手。
不過，當時“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無能的人。所謂“民主陣營”，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民主俄羅斯”、“民主聯盟”、“俄羅斯民主黨”、“民主大會”以及“人民陣線”等。在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黨領導人當中，持不同政見者很少，大多數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蘇共和國家機關出來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義者、懷疑過去者。但裡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義者”，毫無疑問，阿納託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與那些利慾薰心者和愛慕虛榮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內行、誠實和獨立法學家的名譽。他在講臺上自我感覺非常好。他曾說，儘管權力能在黑暗和寂靜中決定人們命運，但這對於他來說沒有任何價值。
權力公開化激起了他的興趣。他毫不掩飾自己想將最高蘇維埃或法制委員會變成古希臘“貴族院”、然後再變成“平民院”的願望，而他自己則可以藉助出色的辯才成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爾·波波夫和根納季·布林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區議員小組閉門磋商會上，幾乎從來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個時代註定屬於這些人。對於“民主派”來說，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順利的時期。儘管共產黨有連續工作的能力，精明、機靈，組織性也很強，但比起那些演說能力出眾、又有平民化作風的對手們來，他們獲得的支援卻要少得多。因此，那時“民主派”到處拼命擠壓共產黨的執政空間。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