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贓枉法者從自己身邊清除出去，限制“寡頭們”的影響力。此外選民們還要求結束車臣戰爭，但必須以俄羅斯可以接受的條件為前提。
葉利欽及其“家族”在過去的活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使俄羅斯選民不再會表現得特別激動不安。在解釋自己決策的原因和動機時，普京曾幾次引用過俄羅斯民眾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總理初期就曾講過：“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羅斯公民。我體會到了任何一位俄羅斯公民的感受。很顯然，人們感受到了它並由此而支援我。” 後來，《訊息報》曾回憶起普京的這些話語，認為它對於一位克里姆林宮高階官員來說是很奇怪的。通常，他們早就忘記了普通民眾的需求和利益。 在這裡，我們順便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那個著名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就曾很有說服力地闡述過。其中的一個公理是這樣的：當那位能力超群，比別人看得遠、想得透，比別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沒有出現，而這時社會需求和國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時候，通常這一英雄就該橫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對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補充。首先，社會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現在需要的時候和需要的地點，因為這種“英雄”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無法勝任歷史和當前形勢賦予他的各項任務；第三，他可能濫用賦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權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非常可惜，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20世紀，這樣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現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賴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且希望他能夠不辜負人們的這種信任。畢竟，我們的選擇並不多——要麼是恢復秩序，要麼是持續的動盪和混亂。
來自《共青團真理報》的德米特里·別利斯基曾客觀地認為：“普京是俄羅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這可以說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勢。其力量在於，他可以很簡單地扒開多年積攢起來的‘垃圾’；弱勢在於，在克里姆林宮之外的權力走廊中，那些與有權有勢、有龐大金錢資源並有極強烈的願望試圖保留這一切的強大集團相勾結的政治家們，會共同反對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援以及不希望發展程序倒退的歷史邏輯都站在普京這一邊。”
人民的支援和歷史的邏輯，這當然是保證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主要力量。不過，不應當忽略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相當意外的普京的個人能力和優點、鮑里斯·葉利欽的支援以及1999年8月9日弗拉基米爾·普京被任命為俄羅斯總理時的整個複雜局勢。在此，首先我要提的是那時北高加索地區的局面以及俄羅斯面臨的解體威脅。這一威脅源自國際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極端勢力的侵略，它們與車臣最極端的分離主義集團相互勾結，蓄謀製造危機。
第二部分
車臣問題（1）
車臣因素
在促使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支援率快速提升的諸多因素中，車臣因素——或者按正式的說法“在車臣採取的反恐行動”——最為重要，這是許多政治觀察家的共同看法。只是不同的學者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會使用不同的詞彙和表述方式，這取決於他們對待普京、對待當代俄羅斯以及對待車臣的態度。
例如亞歷山大·戈洛夫科夫就寫道：“任命普京為總理只是在達吉斯坦發生侵略事件的情況下，如果普京不早一點兒制止這種侵略，那麼作為一個國家的俄羅斯今天已經不存在了。達吉斯坦戰鬥的開始階段應該被認作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星光閃耀’之時。經過很多年的等待之後，普京成為了‘英雄’事業的領袖，而後，在全國老百姓中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瞬間，新總理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他使全俄羅斯所有愛國者團結在他的周圍。” 亞歷山大·戈爾茨則另有一番看法：“作為一位政治家，俄羅斯第二任總統完全是靠鮮血和骯髒的車臣戰爭起家的。正因為利用了高加索戰爭作為最廣泛的選舉技巧，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競選中才避免了使用以前議會選舉中經常採取的骯髒手段。年輕人應當努力擺脫代言人的尷尬處境，這讓人們立即想起了蝙蝠俠和詹姆斯·邦德。”
但問題不只是戰爭本身，因為戰爭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發生，併為新總理和俄羅斯的命運帶來不同的結果。問題在於並非簡單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於對使用武力宣佈承擔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在1994～1996年，無論是葉利欽還是切爾諾梅爾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