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家和政治學家都認為，總理的個人成就率達到了“超越現實的高度”，不大可能再升高了。但在12月，也就是國家杜馬選舉後，普京的看好率接近了50％。這樣的支援率在當代俄羅斯政治家身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某些報紙和雜誌幾乎公開呼籲葉利欽制止支援率攀升如此之快的總理。《側影》雜誌刊登了一篇令葉利欽感到不滿和不舒服的文章，文章的大部分援引自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總統辦公廳官員”的談話。
那個人說：“表面上看，現總理是一個馴順的人。但與克里姆林宮的預計相反，他是一位職業政治家——彷彿他是一位誕生於克里姆林宮的反間諜部門的首腦，而其爸爸就是總書記似的。他的一舉一動都令葉利欽及其身邊人感到緊張不安。普京沒有撤換或任命任何一位部長，而此後也沒有捲入寡頭之間的戰鬥。他完成了總統辦公廳的所有要求。對於曾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總統來說，普京什麼也不是，因為大筆一揮就可以解除他的職務。但是，這個無足輕重的人卻非常聰明。普京一切都做得非常完美，這不能不激怒葉利欽。這意味著，需要提防了，也意味著將有某件深遠意義的事件發生。總而言之，普京不是葉利欽所中意的人。”
事實表明，葉利欽本人的思想和計劃與他自己辦公廳內許多人的觀點和計劃都有本質的差別。正是普京支援率上升以及總統辦公廳、普京本人支援的“統一”聯盟在選舉中獲勝，促使葉利欽下決心做出對於他本人、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同時也出乎他周圍人意料的決定。
繼承人問題
鮑里斯·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他經常思考：誰能夠成為自己總統職位的繼承人？怎樣才能找到這個人？早在1991年，葉利欽精力還充沛的時候，政權繼承問題就令他深感憂慮，他想用副總統的職位為自己提供保障。稍後，葉利欽的健康出現了嚴重問題，有關俄羅斯總統患病的訊息成為機密外交郵件最重要的題目，此時，接班人問題令葉利欽更加不安。
與西方外交官相比，俄羅斯人民見到葉利欽的機會更多一些。很明顯，他總是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推遲討論自己下臺的問題，這實在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究竟是什麼讓他走這招險棋呢？一般人都認為，對葉利欽來說這已經成為了習慣，甚至可以說他渴望擁有權力，這種權力已經成為他最主要的價值觀和生命的意義所在。我不反對這一明顯的事實，葉利欽的強硬意志決定了他希望擁有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葉利欽在好多地方都流露出這樣的感覺：對他來說，能夠決定人們的命運以及發號施令不僅是一種責任或是義務，毫無疑問自己在其中也能得到滿足。
兩位總統（5）
談到自己的工作，葉利欽寫道，紅公文夾的檔案是那種“今天放在這裡，明天就有結論，就成為里程碑，就是最主要的事件”，而白色公文夾裡的檔案“涉及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綠色的夾子都是那種“常規性的、要求總統簽字的” 法律草案。他還寫道：“我只解決那些敏感、複雜的問題……怎麼能夠用漫不經心的簽字來決定人的生與死問題呢？”在談到要切爾諾梅爾金下臺的問題時，葉利欽本人承認，這樣做使他“感到了非同尋常的快感和樂觀情緒”。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權力可以操縱人、控制人的一切，這不是某種本能的表現，而只是可以認為權力是一種能讓人嚐到甜頭的東西。不，問題不是本能。其中充滿鬥爭、政治邏輯和技巧，充滿了要求人們付出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力量的緊張工作。是的，這種需要獻身精神的時刻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經歷過的，這就是一種權力的誘惑。”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俄羅斯不是承繼的王國。近幾年來，身處總統位置的葉利欽不僅操心自己擁有的權力，而且還對繼承人的問題深感憂慮。他在尋找這樣一位可以讓自己放心地移交權力、並能夠掌握這種權力的人。當然，這不僅要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也要考慮“家族”的利害——這就是葉利欽的理解。“在1996年前後，我多次與自己最親近的助手們談論過提前辭職的問題並且列舉了一些理由：我累了，因為我的存在國家也疲倦了。我多次認識到，非此即彼的選擇目前是沒有的……在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政治家當中，誰能夠擔當起整個國家領導者的重任？在轉軌的、經濟危機、左派控制議會以及公民社會的機制尚未成熟的時期，誰將準備為整個國家負責？” 早在1993～1995年，葉利欽就不止一次地談到繼承人問題，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將它當成遊戲或玩笑來看待。葉利欽的紅人們輪流變動，在他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