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也仍能對他保持忠貞的真正力量，沒有財政基礎，沒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進行賄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戰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靜的頭腦，運氣以及至今還沒有、也許將來也不會讓他上當受騙的幸運之星。”
作家米哈伊爾·丘拉基將普京的異軍突起比作一個神話。他寫道：“我們怎麼沒有發現，在我們的眼前正上演著‘灰姑娘’的故事——不過這是個‘男性版本’，這實在是很少見。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話色彩是：許多年以來，總統權力讓許多人趨之若騖，卻一無所獲；而那位甚至就連昨天還沒有認為總統的角色會由自己來扮演的人，卻得到了權力。歷史如此神奇地轉折，不能不令整個國家感到迷惑不解。當我們的英雄出現之時，再從飽受權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選出一位別的什麼人，就意味著剛剛出籠的神話故事徹底破滅了。”
長期以來、特別是在1999年8月後，弗拉基米爾·普京所走過的仕途非同尋常。這樣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為在蘇維埃政權的官位等級中，一個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當然也不排除存在著“安德羅波夫現象”。但是，這種升遷通常不僅透過國家機關體系，而且要經過黨的系統。在蘇聯，任何一個人如果覬覦最高權位，那麼他必定應當是蘇共中央委員，或者是政治局委員，並且能夠從黨的最高領導班子那裡取得委任狀。
在蘇維埃政治領導體系中，沒有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蘇共系統的升遷與軍隊系統的晉級一樣，必須一步一步地獲得一系列軍銜，沒有人會因為擁有卓越的領導能力而穿上將軍制服或透過競爭得到它（當然，在戰爭年代軍隊的晉升可能更快一些，但也應當立一定數量的功勞）。在這樣的一黨制和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權體系下，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挑戰戈爾巴喬夫，是因為他在20多年時間裡一直處於黨的最高名冊之列。在這些年中，他通往上層之路是：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書記到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再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否則，沒有人會對葉利欽的針砭時弊及其作為反對派的立場給予更多的關注。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2）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羅斯聯邦所有先前的意識形態和幹部體系都遭到破壞，所有原則都變得模糊不清，其結果是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尋常的仕途升遷創造了可能。眾所周知，1990年底葉利欽的頭號“寵臣”和俄羅斯聯邦權力等級序列中的第二號人物是根納季·布林布利斯。這個烏拉爾有色金屬工程師幹部培訓學院極其平庸的、教授馬列主義的教師能有什麼經驗和政治資本可言？但是，正是布林布利斯組建了第一個“改革者”政府，確立了新的“改革”意識形態。而在1991年初，葉戈爾·蓋達爾又是一個什麼人呢？
那時，在權力走廊、銀行管理層以及警察局長辦公室中，到處都是鮮為人知的辦公室小職員、實驗室主任、小小的副博士和助理研究員、共青團積極分子、“個體戶”、記者和飛行員。
亞歷山大·赫爾岑早就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在混亂紛爭的年代，進入政壇的往往是那些“自尊心很強但能力欠缺，野心不小但工作耐心和力量不足的人”。從1991年開始，退役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京進入到這些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人當中，直到有一天被推到權力頂峰。這一方面是鮑里斯·葉利欽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要求。
但為什麼偏偏是普京呢？對此，2000年時曾經有許多種說法。例如，關於普京的成功，人民愛國者的主要報紙《明日報》及其主編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就認為那不是“幸運之星”或是某種“魅力”，而是魔鬼的陰謀，因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將“外地的一個省級官員變成獨裁者”。 在解釋普京成功的原因時，甚至連普京的一些擁護者和崇拜者也認為是神秘力量的影響。
正如亞歷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寫的那樣：“在普京許多重要的人生階段裡，包含有各種生活方案，而實現其中某種生活方案的機率可以說遠遠小於實現不了的機率。借用形而上學的理論術語，這是在沿著預先確定好的軌跡前進，在某個先知的引領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歷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層與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狀況幾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儘管有關鮑里斯·葉利欽似乎是被迫將總統寶座讓給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陰謀說”可信度很小，但那些來自國外的奇談怪論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報》報道了美國紐約影響巨大的共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