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會的陰謀串通。許多西方分析家和新聞記者試圖證明，“普京從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權力的頂峰，這一切都是軍隊和安全力量的將軍們合謀指揮的結果”。 甚至就連朱利葉拓·基耶薩這樣的資深記者也以西方陰謀家的語氣寫道：“當然，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如果不是軍隊給普京開闢通往權力之路的話，普京無論在任何時候都當不上總統。確切地說，如果說有人想透過謀劃這場戰爭來讓軍人恢復元氣，同時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的話，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過，另外一些西方報紙則認為，並非軍隊的將軍和安全部門的人、而是俄羅斯富有的金融家們或者“寡頭”們將普京送上了權力頂峰。在俄羅斯，這些人不僅實質性地控制著大部分財富，而且還控制著社會輿論。2000年2月，一家德國報紙甚至認定，普京只是張“白紙”，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護人別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塗寫描畫。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間已達成協議的這兩個人策劃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爾是《總結》雜誌的總編輯，他也從別列佐夫斯基與丘拜斯爭鬥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羅斯所發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認為這兩人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恰恰相反，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的敵意已經越來越厲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爾的觀點，普京可選擇的砝碼並不多，因為“目前擺在弗拉基米爾·普京面前的是原則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擇：要麼他屈服於葉利欽身邊人，即聲名狼藉的‘家族’的壓力，償付對葉利欽的欠賬，變成那些自認為創作了‘俄羅斯第二任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人手中的一個傀儡；或者，他與以前的監護人決裂，按自己的意願與丘拜斯做交易。” 這一結論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強大的勢力。在西方支援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羅斯官僚和寡頭們的主要“幕後”領導人，關於這一點，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夠讀得到。
爭論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觀點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從它們的內容來看，我們根本無法對克里姆林宮內或者寡頭之間爭鬥的秘密陰謀進行取證並進行客觀分析。在此，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都可以列舉出許多在過去幾十或幾百年中所發生的“陰謀”事件，只不過其中成功的不過幾例，而失敗的卻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爾·派普斯 所說，那些患有“偏執狂型別”的人和歷史學家都認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還有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和蘇共的崩潰都是陰謀的結果。這些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陰謀才構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而其餘的力量都沒有意義；所有政治事件的發生都是幕後策劃而成的，能夠了解全部情況的只有那些親信們。根據這種看法，掌握世界和各個國家真正權力的都在幕後，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陰謀。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3）
對於狂熱於幕後“陰謀論”的人以及對陰謀說持有“偏執狂型別”的歷史學家來說，葉利欽提前辭職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都是陰謀的結果。但他們無法理解，也解釋不清楚，究竟是哪個人策劃了這起陰謀。
這種粗陋、刻板的陰謀理論模式，無論是對科學，還是對現實政治都是說不通的。
政治與政治權謀
“政治權謀家”乾的事情和各種“政治權謀”的應用，是一種表面看起來簡單，而事實上又能非常容易地獲得政治成功的現代理論。
早在2000年3月26日選舉前，許多報紙刊登的文章就認為“普京的支援率被人為地誇大了”，文章稱一些內行的演講顧問和形象設計專家為我們“製造”出了一位強硬領導人的形象，他是一個“年輕並充滿活力，謙遜而有決斷力的領導者”。
“對於我們來說，普京被形象設計師塑造成為最人性化的人。”亞歷山大·戈爾茨激動地說。 鮑里斯·卡加爾利茨基認為：“政治權謀家們發明了普京。” 甚至連普京到聖彼得堡出席阿納託利·索布恰克的葬禮，對自己老上司的遺孀表達同情和關心以及車臣恐怖分子在報紙、電視上叫囂著要殺死代總統普京並針對此採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時代》雜誌稱為“精明的宣傳活動” 。而按照《明日報》的結論，“弗拉基米爾·普京是由公關和形象設計專家塑造出來的一個政治神話”。
一一駁斥這些臆測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它們並沒有事實和證據作為支撐。普京在擔任總理和代總統期間所取得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