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三倍，現在平均每天獲得的專利數量平均高達11項。
然而，媒體卻完全忽略了這些事實。一些報道只提及惠普公司股價下跌的情況，卻沒有說明很多其他大型科技股，包括思科（Cisco）和甲骨文集團（Oracle），在網際網路經濟泡沫和“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大盤暴跌的蕭條時期裡，也無法避免股價跌勢凌厲的情況。很多公司拒絕轉型，目光短淺地把注意力放在季度盈利方面。股票市場真的是一個無常的是非之地，尤其是在如今每隻股票平均持有時間僅有不到90天之時。我在惠普公司工作時的宗旨是大刀闊斧，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證公司能在未來變化迅速的行業中取得長期的成功。我們的舉措影響力深遠，在我離開惠普公司後多年依然奏效，而這樣的長遠影響顯然無法在短短三個月的股價走勢中得到體現。
很多人公然抨擊我的領導風格，也有些人含沙射影地發表他們具有性別歧視的批評。我在惠普公司的業績——無論成敗與否，媒體通通視而不見，只是對我個人不惜筆墨。像“專橫的悍婦”這一類的字眼，在這種批評的浪潮中，都算是手下留情了。我沒有把全部報道看完，因為多年前，奧普拉·溫弗瑞就曾告誡我，別去在意媒體對你的報道。能經得起讚揚，就能經得起詆譭。可憐的弗蘭克，他堅持讀完了這些報道，這讓他心如刀絞。
與媒體公然駁斥我的情況相反，在我離開惠普公司後，我收到了很多的個人來信。其中包括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什。我曾經給他提過建議，他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去他的政府工作。我也收到了很多惠普公司同事給我發來的多達數萬封的郵件。弗蘭克和我花了很多時間去閱讀。他們的信中大多是在同情我、支援我、鼓勵我，為我打抱不平。
我還收到了一些科技行業高管的來信。當時，史蒂夫·喬布斯也曾給我打過電話，讓我很是感動。在矽谷工作的時候，我和史蒂夫就是好朋友了。電話中，史蒂夫非常和藹，也很氣憤，他說：“他們會後悔的。”他不僅給了我莫大的支援，更給了我難得的建議。
“卡莉，未來6個月先好好休整一下。”他說，“肯定會有很多人聘請你去他們的公司，你的本能會讓你想要趕緊回到業內。別這樣做。先好好休整6個月。”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對於我曾經以為和自己有著深厚交情的惠普公司董事會成員，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曾經認為他們是很有原則的人，直到後來得知有幾位董事向媒體透露了我們在董事會上討論的內容。他們害怕自己的董事席位不保，迫不及待地以不道德的方式把我趕出了惠普公司。
這是一個考驗人的時候。我在出席時任總統小布什的就職典禮時接到了惠普公司公關人員的電話，說第二天媒體將會在版面頭條位置刊登惠普公司董事們最近一次開會的事情。我很快撥通了董事會的電話。後來，弗蘭克告訴我，那個接電話的人說他之前從來沒有碰到過我如此生氣的樣子。電話中，我告訴董事會成員媒體將要大肆渲染的事情。情況危急，我感覺我們的行為規範受到了侵犯，如果事情不能妥善解決，我不會繼續擔任董事長。“大家有什麼意見要發表嗎？”我問道。電話那一頭是長久的沉默。有個董事會成員提議全體都應該辭職，我可以委任我所信任的人繼續擔任董事。我堅信這個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絕對是一個有原則、講誠信的人，但我並沒有走那條路。其實，我當時應該那樣做的。
董事會成員一再否認他們當中有告密者。我諮詢了外聘律師團隊，要求他們和每個董事會成員進行面談，希望每個人都能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我當時其實已經知道誰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勇氣承認，並重新挽回其他董事會成員的信任。當外聘律師在電話會議上向我彙報面談結果時，我正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那天，達沃斯當地時間凌晨12點30分，我在酒店的房間裡，失望地發現參與那次電話會議洩密的幾個董事既沒有明確表態的意思，也沒有出面澄清、挽回局勢的打算。兩個星期後，我被惠普公司解僱了。
事實上，我本可以阻止董事會對我的所作所為。但是，我不願意喪失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也不願意讓公司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中，因為內訌絕對會影響惠普公司在全球的發展。作為董事長，我對董事會商議的事情有優先投票權，包括董事長和執行長的人選問題。但最後，我決定不行使這樣的特權，沒有對董事會針對我的解聘實施一票否決制。如果我使用了這種權利，可能再與董事會僵持幾個月，最終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