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很快給我列出了我需要做的化驗和要見的醫生清單。一旁的我，感覺慶幸，畢竟她知識淵博，具有專業的素養和經驗，知道我該去找誰。我的生存本能要求我努力地關注一點：接下來我必須要去做什麼。當時，上午10點已過。
她寫完這張清單後，我說：“我知道不該這樣說，但是我必須得在15分鐘內離開。我需要在離開前進行宮頸抹片檢查。她聽我說完後嚇了一跳，但還是很快給我安排了檢查。在她操作的過程中，她給我提出了一條非常中肯的建議。
“卡莉，目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決定是否要把這個訊息告訴其他人。”沃森說：“如果有人突然想要打聽你的訊息，或者想要告訴你他們的事情，你不要覺得意外。你要知道，你永遠有權利說：‘夠了，我自己能應付！’”
她還告訴我，可能會有很多人無法接受我已經患癌的事實。這些人中，有的會逐漸遠離我的生活，有的則會帶給我驚喜。他們會一路陪伴著我，直到戰勝病魔。
時間將會告訴我她所說的是否正確。一旦你公開了病情，一切都會發生改變。人們都將把話題集中在你的身體狀況上。曾經受過這種病症折磨的人，不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人，會覺得和你有同病相憐的感覺。這些陌生人會和你交流他們自己的病史和故事，並對你表示出真正的關切。
很多關切都是溫暖人心的。但當你生病或者感到恐懼時，這些關切和擔心就會成為你的負擔。
離開醫院之前，薩拉醫生又給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她隨手給我開了一瓶安眠藥說：“它可以保證你有充足的睡眠。”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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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於1988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見過黛博拉·鮑克。當時我在美國電訊電報公司工作，靠著自己的實力受到提拔，當上了經理。之後，公司送我去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黛博拉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於是，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但一直保持聯絡。2005年，我離開惠普公司後，黛博拉和我決定成為商業合作伙伴。我們的丈夫都認為，合夥做生意肯定會影響彼此的交情（後來事實證明，他們想錯了）。2007年，我們成立了“卡莉·菲奧莉娜公司”。那天早晨，我去看完醫生後，按照約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電視臺錄製節目，然後再和弗蘭克兩人輪流開車帶我去薩克拉門託。我從醫院出來時，就給黛博拉打了電話，告訴她，我生病了。
接電話的時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門前的車裡，等著我回來。和往常一樣，她比約定的時間提早到了。我問她：“我該怎麼辦？”我很擔心自己的情況，但是我更擔心的是弗蘭克。我該怎麼告訴他？我是否應該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參加在薩克拉門託召開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我在醫院裡刻意保持鎮定，但此刻，這些情緒如潮水般洶湧而來。我再次問黛博拉，這次我的語氣更加急切了，“你覺得我該怎麼辦？”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性格很像。她聽到我生病的訊息後，感到很震驚。她告訴我，她會盡一切所能幫助和支援我。然後，她說到了非常實際的問題：“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薩克拉門託的話，我覺得問題也不大。沒有人會責怪你。”黛博拉接著說：“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蘭克兩個人就會整天坐在家裡，手握著手，不斷地焦慮。那樣的話，也不見得對你有幫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話。她是對的。所有的檢查都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做。在這之前，我也沒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蘭克待在家裡，整整48個小時，什麼都不做，我只會胡思亂想，這樣也不見得好。回到家後，我就和弗蘭克在客廳裡坐了下來。一年半以後，也是在這個客廳裡，警察通知了我們洛麗的死訊。我告訴弗蘭克，腫塊是癌症。但是，醫生們不知道是什麼癌。我想著黛博拉還在外面的汽車裡等著，就趕緊把話題轉到了當天的重要問題上：我們還應該去薩克拉門託嗎？
對此，弗蘭克一開始表示了反對。他擔心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對於我要去和已經有三屆任職經驗的芭芭拉·博克瑟競選，人們本來就有諸多猜測。我當時已經在認真地考慮參選了，去參加薩克拉門託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有機會碰到很多活動家和潛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幾場演講，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會上做主題發言。對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讓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還告訴弗蘭克，我們要出席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