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大會的訊息已經傳開，如果我沒到場，人們肯定會有更多的臆測。以後，再想要對公眾說明我的病情，就很難解釋了。
最後，弗蘭克妥協了，我們一起出發去了薩克拉門託。弗蘭克一直深愛著我，對我照顧有加。到達會場後，演講就開始了。整個週末我們幾乎都是連軸轉，忙著和不同的人見面、互相介紹、在招待會上寒暄，在演講中交流。那個時候能有事情做，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這樣，我就不會胡思亂想了。那個週末對弗蘭克而言，則非常難熬。我在忙著工作的時候，他也在忙著到處打電話，告訴其他家人我生病的訊息。最讓他感到沮喪的是，他對我的病況瞭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結上也查出了癌細胞，這可不是好的徵兆。但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麼一點兒有限的資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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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打算把出席這次大會當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識的聚會。我也曾預想過，當人們問我是否要競選參議員的時候，我也可以給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症診斷結果強迫我暫時無法給出堅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去參加競選。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復原，我連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個週末，我並沒有向人們表現出我能打敗芭芭拉·博克瑟的決心。我感謝大家，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援，我告訴他們，我還在考慮中，沒有最終決定是否參加競選。
因此，當2009年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我的身體情況並沒有改變我對加州的別樣感覺，即便有宿命論者說加州註定是政治家的“滑鐵盧”，即便加州的債券評級最低，人均資本預算赤字位居美國最高。毫無疑問，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加州人口外流嚴重，數目高達400萬。這裡的房價很高，學校質量一般，道路坑窪不平，就業前景黯淡，很多年輕的中產階級家庭紛紛決定離開。高昂的稅收和不堪的監管負擔，也讓企業不斷付出。
可以說，加州的中產階級已經紛紛遠離這個地方了。只有窮人和富豪選擇留在這裡。幾年以後，這種現象和貧富差距將會成為讓自由民主黨派人士頭疼的頭等大事，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雖說如此，當時在民主黨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還算不錯。2012年，當奧巴馬總統和自由民主黨人士在討論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中產階級遠走他鄉的原因時，認定這就是因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對這樣的論調，我實在無法苟同。事實上，我認為，加州之所以會有這些問題，恰恰是自由主義政策盛行的結果。
5年前，你要是對身為惠普公司執行長的我說，我將會參加2009年的美國參議員競選，我肯定會覺得這是玩笑話。事實上，當年有人建議我棄商從政的時候，我的確笑過。掌管惠普這家全球財富前20名的跨國公司，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從中吸取了很多有關個人發展和前途的教訓。我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非常滿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對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貢獻，儘管人們曾經公開抨擊過我。但是，當我們真正經歷過被詆譭的感覺後，就會明白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其實並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們的選擇和行為，而不是外界的聲音，決定了我們的人生。我曾經犯過錯誤，但我知道，我已經以正當的理由儘可能地做了我自認為正確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當我從惠普公司離職的訊息鋪天蓋地時，我因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衛了自己的抉擇，因此依然能驕傲地跟他人分享這段經歷。當我在寫回憶錄《勇敢抉擇》最後一章的結束語時，我寫道：“我的靈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靜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過度干涉的時候，企業有多麼脆弱。我的從業經歷告訴我，員工和顧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們需要對公司董事會和股東負責，我只是沒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來和政府打交道，無論是地方政府、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在美國國會工作的某些人認為，當我還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時候就應該開始徵收網際網路稅。然而，如果開始徵收名目繁多的網際網路稅，不斷提升稅收程式碼的複雜性，並在網路中加以推廣，就會明顯加大與網際網路有關的一切運作成本。我知道，這對惠普公司而言，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惠普公司有上百號律師和會計師供我調遣，一同理順政府的規章制度，但是對於很多小企業來講，這無異於滅頂之災。
那個週末，我在薩克拉門託舉行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從我個人的從商經歷出發，分享了我的政治觀點。對我而言，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責任和機會。按照我的看法，沒有什麼能比責任更好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