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國會還增加了借貸者向銀行借款時的資本要求。這造成了銀行業大面積的兼併浪潮，受到制度的影響，銀行紛紛重組，總數減半。這樣一來，有些銀行的規模進一步增大，一時也就無法倒閉了。對於摩根大通公司或者高盛投資公司這一類的大型金融機構，相比10年前的情況，現在的形勢更加有利於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對於大型公司而言，當前的政策也更加便於其獲得各種各樣的信貸業務。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人受到傷害嗎？當然有。比如：不涉及債務抵押債券一類新型金融業務的小型社群銀行。這些銀行努力競爭，如今已不再向家庭和民營企業提供信貸支援。還有誰是受害者？無法獲得信貸支援的小企業，以及深受房價暴跌之害的無辜家庭。由於信貸資本要求的提升，讓一部分誠信的美國人無法再享受到貸款的利益。裙帶資本主義勢力再次抬頭。在救助通用汽車公司的過程中，他們也使用了這個伎倆。一個跨國公司及其創造的就業機會被保留了下來，但那些曾在主流市場服務過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經銷商、維修店和供應商卻被全面清除。然而，華盛頓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到這些情況。
有人曾說，2008年美國總統所在黨派的候選人面臨的是大蕭條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肯定會競選失利。也許他們是正確的。我只知道，雖然約翰·麥凱恩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情，我未必全部贊同，但他的確是我所見過的人中最正直的一個。但是，我卻無法陪著他走完競選的最後幾個星期，因為我代理人的身份已經被取消了。
在聖路易斯廣播電臺接受採訪時，有人問我，佩林州長是否有管理惠普公司的能力。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是我做了這樣的回應——薩拉·佩林競選的是美國副總統，而非執行長。我還是誠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當時真是有些犯傻，而且我還說，我覺得她沒有能力勝任執行長。其實，不是說她沒有這個潛能（畢竟，我也是以秘書起步），而是因為她沒有受過相關的培訓和經驗。後來，有人要求我澄清那句話的意思，我就說約翰·麥凱恩、巴拉克·奧巴馬和喬·拜登都無法很好地管理惠普公司。當然，我也說了，我也不可能像約翰·麥凱恩那樣開戰鬥機。有些工作會要求從業者具備一定的技術水準和特定的經驗。企業的執行長就是這樣的工作，戰鬥機飛行員也是這樣的工作。雖然擔任美國總統或者副總統也許需要相關的經歷，但美國畢竟是“民治國家”，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經驗都可以幫助一個人勝任美國總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和巴拉克·奧巴馬的競選資格是對等的，沒有孰優孰劣一說，對此，我從不懷疑。
我接受了參與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的挑戰，因為我相信約翰·麥凱恩這個人，而且我也希望能從中學習和成長。甚至可以說，我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在華盛頓這樣的地方，即使所說的主張有道理，但不符合政治套路，也肯定會有相應的後果。作為約翰·麥凱恩競選活動的發言人，一路走來，我覺得很有意義。現在，我開始認真考慮，該是為自己代言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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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08年假期前，加州的共和黨委員肖恩·施蒂爾來找我為他競選美國參議員做準備。加州共和黨主席達夫·杉德海姆手下有個團隊專門負責招募共和黨候選人，他也找到了我。芭芭拉·博克瑟準備2010年再次參加競選，他們想要知道我是否有意作為加州共和黨候選人，一同參加競選。
博克瑟於1982年首次來到華盛頓，當時羅納德·里根剛剛當上美國總統。在那個年代，連手機都沒有，更別說是網際網路了。她在美國參議院已經工作了18年之久，她也一直表示還要繼續在那兒待6年。她始終不得人心，支援率常年徘徊在50％以下。儘管如此，共和黨都沒有辦法撼動她作為候選人的地位。2008年，情況出現了變化，施蒂爾和杉德海姆說，整個政治環境已經成熟，是時候有人站出來對抗博克瑟那套讓人耳朵起繭的教條自由主義了。
他們考慮用我，讓我有些受寵若驚。雖然，這個建議讓我很興奮，不過我還是要保持謹慎，考慮周全。面對挑戰，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半途而廢、臨陣脫逃的人。事實上，我認為挑戰自我是最好的成長和學習方式。我也不是一個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人。我不會被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局面所困擾。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新的領域，而博克瑟本來就是一個城府頗深的政治家。幸虧媒體報道會不斷地提醒我，我只是政壇的一個新人罷了。
然而，在紛繁複雜的政治世界中，根本沒有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