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都沒說的，但是有一條——家庭出身有問題。據政宣組的廉組長說，指揮部後來所決定的這個人，雖然家庭出身，祖宗三代都是老貧農，但在廣播站連個短訊息都寫不了，所寫的廣播稿，錯別字滿紙，把他看得簡直啼笑皆非，都能頭疼死。然而現在報紙、廣播上整天宣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廉組長能有什麼辦法？”“唉！”只聽和党支書杜木林聊天兒的那個人長長嘆了口氣說，“國家政治上那些大是大非到底是怎麼回事，咱沒法說得清楚，可是咱是農民，種了一輩子的地了，咋就想不來長在田禾地裡的草怎能還比苗好呢？——叫人要那不要這。”
對此，牛德草並沒有停下腳步，繼續往下去聽。他很快就從連部的窗前走了過去，只是頓時覺著自己的整個身子就像一下子又掉進了冰窖裡似的，心都涼透了，背過人不由得眼淚一個勁兒地直往下流，怎麼擦也擦不幹——看來自己這輩子沒戲了——這就是鐵的社會現實，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不由你不承認。自己如今是想幹什麼都沒指望，國家、社會即使再缺人，就是把自己周圍的那些傻子、呆子、痴子、二百五都錄用完，人家也不會考慮錄用自己的，因為自己這輩子不慎把胎給投錯了，在娘肚子裡就註定上世後是個狗崽子，大壞蛋，頭上害瘡，腳後跟流膿——壞透頂了。社會先天性地給自己的頭上戴上了一頂貼著標籤的白帽子。這帽子恐怕就是自己以後進了豐都城，到了陰曹地府也是摘不掉的。因為當今社會決計要用某家人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經濟狀況來決定他家後世子孫萬代的思想意識了——這就是他們所標榜的歷史唯物論、一分為二辯證法，客觀存在決定意識形態觀點。在這些人的眼裡，似乎解放前三年的經濟客觀存在是存在，能夠決定人的意識形態，而解放後二十年的客觀存在（以至再長時間的客觀實際）就都不是客觀存在，絲毫也影響不了人的意識形態。他們這些人吊在口頭上的一句話，總在說富裕中農（上中農）留戀解放前他們那罪惡的美好富裕日子，時刻都在陰謀伺機變天，這是不是也從另一個側面含蓄地告訴人們，新中國解放以後國民經濟雖然在飛速發展，不知比解放前提高了多少倍，然而中等人的生活水平還是趕不上解放前——這難道不是件咄咄怪事？
儘管有人在報紙上或者廣播裡，偶爾也鼓勵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但是一到具體事情的處理上，誰還管你表現好與不好這一套呢？還都不是怕因插手你的事情而濺他一身髒水，給他惹來麻煩，而乾脆涇清渭濁，界限分明地一刀切呢？更不要說牛德草他家的問題現在長期以來還是一個沒有定論的懸案。自從前幾年革委會主任王黑熊在自己精心設計、安排，提前充分做了群眾思想工作而召開的那次廟東村生產大隊貧下中農大會上，想採用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來強行決定牛德草的父親牛保民解放前是附帶勞動，以給他家劃定漏劃地主成分，然而誰料他的這一舉措卻給激怒了老貧農牛百順，被牛百順一氣之下，一拳頭把他打倒在學校教室裡講臺上的那桌子底下，這以來，油倒燈打，會場一片漆黑，亂套了以後，廟東村革委會就再也沒能為這事召開得起貧下中農大會。這案這樣一懸，前後加起來就給生生懸了近十年，可惜人一生能有幾個十年呢？更不要說黃金時段的那十年了，這對牛德草來說，無疑就等於是前途的扼殺。這給誰誰又能受得了呢？然而牛德草他單個人對整個社會又能奈之若何？他怎阻擋得了這滾滾向前，勢不可擋的歷史紅流？這才是：人殺人，不可恕；天殺人，可奈何？千說萬說一句話，在這個時期，上中農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最不堅定的階級，上中農子女是社會上最不可教育的分子——政策什麼時候對他們有過區別對待？
斗轉星移，光陰荏苒。時間在不知不覺中無情地啃噬著牛德草黃金般的大好年華。又過了不知多久——事情過後已說不準那具體是什麼時候了，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的某一天吧，廟東村的社員群眾農業學大寨，整整忙了一早晨，剛回到家，在急匆匆地吃中飯，突然聽見掛在城頭上的那個高音喇叭，緊張而急促地又喊叫了起來：“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全體革命群眾請注意，全體革命群眾請注意！聽到廣播後馬上到學校參加緊急會議。注意，注意：每戶家裡都不能留人，否則以牴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革命委員會將對其實行毫不手軟的無產階級專政。”人們聽到廣播後，一個個撂下了手中正吃個半截飯的碗，紛紛就都像蜂擁一樣，帶著小板凳，走出了家門，乖乖地向西城門外的那所小學校奔去。你看，不知是怎的，這時候人們的臉一個個都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