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義、父子孝義、朋友俠義，都大於社會的規則和正義。
“誠信”所遵循的是基於熟人之間的“私德”，而非基於社會規則制度的“公德”，這是一種人格、親情、熟人之間“投桃報李、你來我往”的華夏式的誠信，它不但不支撐現代商業市場公平公開的信用規則，相反，備受讚賞的“代君受過、替父隱惡、為友殺人”的傳統誠通道義，體現在商業競爭中，就成為了鼓勵破壞市場公平公開信用規則的行為。
因此，真實的華夏傳統商業競爭史，並不是一部“誠信競爭史”，而是一部“權謀競爭史”。
當百年西方管理已經使用計劃、戰略、效率等詞語，描述企業的方向與競爭能力時，百年華夏的傳統商人跟商業組織，卻一直堅信，並宣稱：只要遵循“誠信為本”的原則，利潤就會滾滾而來！
但是，不得不說，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華夏傳統商人雖然一直高聲宣稱必須“誠信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容易，因為“誠信為本”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已經成為了一個概念模糊不清的口號。
一般來說，對於它的解釋，是來自傳統商人兩條鐵打的生意規矩，一個是誠信，一個是不欺，顯然，這是以同樣的模糊性來解釋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釋，譬如誠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無信不立，事無信不成”，則更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詞語。
這也再次體現了華夏傳統邏輯思維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處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中，需要個人慢慢的感悟。
誠信為本概念本身內涵與外延的模糊性，使得我們只有透過解讀具體的傳統商業行為，才可能尋找到誠信為本的真實含義。
在華夏傳統的商幫“晉商”中，廣泛流傳的一個“誠信故事”是：當年一位貨主在晉商店鋪中寄存了一批貨物，貨主因種種原因而導致多年未取——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法律合同條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結束，即不存在欺詐問題，也不存在誠信的問題。
但是，顯然晉商認為這是“不誠信”的行為，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計、歷盡辛苦的尋找到了這位貨主的後代，直到若干年後，終於找到了這批貨物主人的兒子，並把這批貨物親手交給了他——直到這時，才是華夏傳統商人所認為的“誠信”的實現跟完成。
我們終於從華夏傳統商人的誠信故事中，發現了“誠信為本”的真相——即華夏傳統商業的“誠信為本”原則，並非是遵循純粹意義上的商業契約原則，而是遵守人際關係交往中的社會道德原則；更準確的說，華夏傳統商人所恪守的“誠信為本”，並非是描述商人與客戶之間的法律“契約關係”，而是上升到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
顯然，對於華夏傳統商人跟商幫來說，僅僅遵守市場交易商業原則的底線，並非是他們眼裡的“誠信”，只有而且必須超越這個商業底線，進入到道德原則領域來衡量誠信，才算是華夏傳統商人眼裡“誠信為本”的本意。
說了這麼多，相信大家已經猜到盧德雙的立意，他就是想要透過對何軍的一諾千金，建立起大家對他的一個信守承諾的印象。
千萬別小看這個印象，在人類社會的各種交往活動中，存在著“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兩種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來說，在交易性的商業交際活動領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約、合同、規則等“制度信任”原則；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際交往活動領域中，譬如家庭關係、鄰里關係、朋友關係、商業關係等等，則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則。
雖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現實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織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間卻不能早不同領域隨意性的取代或替換；在商業交易領域，如果以朋友義氣取代制度規則，就可能引發商業糾紛的惡果，而在人際關係的非交易領域，如果父子兄弟間以契約合同維繫義務關係，同樣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啟超先生“公德”與“私德”的區分法，華夏傳統商業所恪守的“誠信為本”原則，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並非社會秩序的“公德”。
華夏傳統社會是一個農業文明下的鄉土社會，每個人幾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關係，因此，“熟人網路”關係成為了事實上的傳統商業圈；在這樣的“熟人商業圈”裡，情感投入、信守道義、和氣生財，成為了最重要的商業原則。
雖然華夏傳統的“人格信任”，看起來是那麼的溫暖、感人、充滿人情味，但卻混淆了一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