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氾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國情”，難以實行。他重病纏身，只當政了一年多。契爾年科上臺，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 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訊息傳來後，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是在中蘇高階接觸中斷多年後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旨在抓住時機做蘇方工作，試探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走向，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程序。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顧了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係從50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60年代末以後，這種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列日涅夫對中蘇關係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弔唁，就沒有點名。同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改善。這篇稿子作為黃華離開首都機場時對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同時外交部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駐蘇使館。黃華外長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離京時還有這樣一篇公開的談話。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打持久戰（2）
這一次，黃華外長見到了蘇聯新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外長。中方強調要使兩國關係得到真實的改善，蘇聯必須在消除障礙方面採取實際步驟，先做一兩件事。而蘇方雖然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卻只強調雙方應先做出努力，促進經貿、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來往。看來，蘇聯新領導將繼續勃列日涅夫開始的改善兩國關係的勢頭，但還未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 隨後兩年內，我先後陪同萬里副總理和###副總理赴蘇聯參加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中方利用高層接觸機會再次做出努力；在談話中，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予以評價和支援，推動蘇方在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拿出實際行動。 在正式的各輪磋商中，中蘇雙方就像聾子對話，完全對不上。雖是相互扯皮，達不成任何共識，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義。首先是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更充分的瞭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雙方關係沒有更緊張下去。 總之，不斷扯皮比互不往來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來。那時，有人形容兩國關係是一個使館、一架飛機、一列火車。說的是兩國關係只剩下這些聯絡，雖保持外交關係，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車，但來往很少。有時，從蘇聯回國，整個航班和列車車廂裡都是空空蕩蕩的，看不見幾個人。隨著中蘇政治磋商的持續進行，兩國的經貿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開始交換留學生，組團互訪。 這中間，1984年底，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應姚依林副總理的邀請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具有特別意義，這是60年代後期兩國關係嚴重惡化以來蘇聯派出的最高階別的訪華代表團。20世紀50年代，阿爾希波夫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做出了貢獻。他對華友好，在兩國關係惡化年代，也從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中方給了阿爾希波夫很高的禮遇，鄧小平予以接見，陳雲、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朋友都會見了他。故友重逢，相見甚歡，情景十分感人。 記得陳雲同志為準備同阿爾希波夫會見，請姚依林、陳楚和我去他住處彙報，談得十分高興。當晚，他手書“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條幅，派人送給我，以陸游的名句，表達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感受和對兩國關係前景的期望。 阿爾希波夫訪華期間，我全程陪同他參觀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長江大橋和深圳特區等地。我不時提起蘇聯援建的一些專案，還向他介紹深圳特區在小平同志直接關懷下，堅持改革開放，取得驚人發展的歷史。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飛速的發展，印象極為深刻，不時由衷地讚歎，同時也流露出對當時蘇聯社會現狀的失望和不滿。 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定》，使兩國中斷多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復。 1985年7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