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帶來重大影響。他把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定為三大技術發明，而現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礎上構建的。雖然它們“不為古人所知……但這三大發明卻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最後在航海方面”，比這些發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從此，無數的變革都源自於它們”。培根很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重大意義，他寫道，“任何一個帝國、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無法比這些發明更能支配和影響人類生活”。所有這些發明都是在蒙古帝國時期傳播到西方。
在紙張和印刷術、火藥和火器的普遍影響下，在航海指南針和其他海上裝置的廣泛使用下，歐洲人經歷了文藝復興，確切地說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臘和古羅馬世界的復興：它是蒙古帝國的復興，是歐洲人重新認識、變革蒙古帝國的遺產，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過程。
1288年5月，在會見列班掃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書信、禮物後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發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亞西西 為他的方濟各會建造一座主教堂。作為第一個方濟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隨者，似乎想要宣佈方濟各會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