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1940年9月7日。張治平與徐道業談話後，又書面補充宣告：1�本人與曾政忠“從未敢越出範圍”；2�“職等第知運用特務技巧，以整個揭破敵人之陰謀。”張治平稱：鈴木於8月14日赴南京、東京，“活動汪偽組織之撤銷問題”，結果，獲得板垣徵四郎的“保證書”與近衛首相的“親筆書”，用以“表示其對撤銷汪偽組織之決心”以及近衛“對委員長誠意”，“希望兩國迅速調整邦交，為建設永久和平之基礎”。他說，自己已經目睹上述兩種函件的內容，但鈴木不願立即交出，鄭重表示，用何種方式提呈中國方面，是一個重要責任問題。張治平並稱：戴笠所獲情報，可能是和知鷹二等與鈴木卓爾“作對”，目的是為了“反間”。《張治平致徐業道函》，1940年9月7日。
9月8日，張治平致函戴笠，為自己辯護，全面反駁戴笠所示情報，聲稱該件“歪曲事實，言之難盡”。他說，自己與敵人周旋，均與曾政忠及盧沛霖兩同志商量，始末情況，皆經盧沛霖按時電呈，還曾兩次奉召來渝，親向當局詳盡彙報。張治平的辯護共七點：
1�關於向日方出示蔣介石“委任狀”問題。張治平稱：“讀該件，謂職持委狀於去年末見石野，不勝荒謬之至！”“今井與鈴木因與職為老友”，“何須有委狀向示？此委狀又從何處得來耶？”
2�關於蔣介石對日*書所提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