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就以安撫為名，長時間在沁水一帶逗留觀變，生怕臨老死在河南的農民軍刀下。
明廷兵科給事中不久上疏劾奏許定國“挾非分之賞，率援汴之師，陰縱士卒而歸，藉口招安，逍遙河上”。
由於事實清楚，許定國被明廷逮入北京，下獄論死。如果在平常，老匹夫肯定難逃鬧市中劊子手的大刀。
但是，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農民軍在河南大敗明軍後直撲陝西，擊死明朝大帥孫傳庭，進軍延安、榆林後，直向山西進發。
病急亂投醫，事急瞎找人，畢竟許定國是個具有作戰經驗的老將，在兵部尚書張縉彥保舉下，明廷把許定國從獄中放出，授“河南援剿總兵”一職，讓他跟隨兵部右侍郎餘應桂收拾孫傳庭死後留下的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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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向江南爭半壁（19）
餘應桂文臣，又無膽略，沒到山西就止腳不走，很快就被猜忌多疑的崇禎帝削職逮問，這樣一來，許定國上面沒有了文臣“督師”，重新回到他的老根據地河南。
由於他先前在河南呆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自己的私人勢力，所以如魚得水，舊部紛紛來歸。
經過北京的牢獄生涯，許定國對明朝上層心懷怨恨，他專心經營自己的勢力，以圖亂世自保。
於是，他以睢州為根據地，散盡家財，購買軍械，招集軍士，專心擁兵自固。在一年多時間內，聚集了一萬多能戰之士。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間，北京面臨農民軍的兵臨城下，崇禎帝四處下詔讓各將“勤王”，加許定國官職。但他不為所動，根本無任何報國忠君之心。相反，他率部下軍將，趁亂大掠商丘、寧陵，與當地明軍互相野戰，殺人盈野，蹂躪地方。
崇禎帝自殺後，清軍入據北京，弘光帝繼位於南京。河南一帶，變成了“三不管”地帶，但各方勢力盤根錯節，各自盤踞。河南南部、東部，殘明將領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陽、陝州、靈寶，有不少農民軍的隊伍；而清軍，主要集中於豫北的衛輝、懷慶二府。
思前想後，在局勢未明的情況下，許定國自然與南明弘光政權搭上線。弘光帝授他“鎮北將軍”一職，並讓他率兵北進開封。
許定國自然不願離開老窩睢陽，藉機拖延。同時，為了給自己上雙保險，他暗中與清朝在衛輝的河南巡撫羅繡錦通氣，表示願意歸順清廷。雖如此，他也只是口頭表示，沒有實際行動，因為清廷當時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羅繡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報告，指出許定國心懷叵測，有可能趁清軍南下或西入有所動作，不得不防。
許定國雖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將，但他名義上是四鎮中勢力最強的高傑手下的部屬，因為當時高傑有經理河北、河南等地的權力。
許多歷史書籍，皆講高傑與許定國有“私仇”，特別是史學大家談遷，在《國榷》中講高傑為農民軍時，曾殺許定國一家。此種說法，多為日後正史所採納，敷衍成篇，以此作為許定國殺高傑的原因所據。
仔細研究各種史料，可以發現，談遷的說法似乎站不住腳。
1645年，即順治二年初，許定國遣其子許爾安、許爾吉兩人渡河，趕到清朝的王爺豪格處投降，當時二人皆是成年人，為明朝參將；七月間，歸降清朝的許定國隨清軍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書清廷乞還老家——從這兩條就可以看出，許定國老妻壯子活得好好的，哪裡有一點從前“全家被殺”的影子。
此外，許定國殺高傑後給清廷上揭帖，也只講高傑誣稱他結交清朝，並未稱二人之間有殺家毀宗的私仇。如果真有這種仇恨，在價值觀首推孝道忠義以及看重家族血脈的明清之際，許定國一定把家仇拿出來說事，因為這些更可凸顯他投效清朝的無辜和“孝勇”。
所以，流行的有關許定國殺高傑是為全家報仇的說法，基本沒有什麼可靠的史據。
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講，許定國自負有功，久不得晉官，就上疏詆斥高傑從前是賊頭，由此二人生怨，結下了樑子。
高傑每對人稱：“我見許定國，一定要親手捅死他！”但是，從個人經歷看，許定國老兵油子一個，曾下獄吃過虧，當時他隸屬於高傑手下，僅有萬餘兵丁，一個小小總兵對一個“集團軍司令”叫板，還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特別是講他指斥高傑曾為“賊”，這更觸忌諱，因為在南明將領中，昔日的“賊”數目不少，遍佈軍中。許定國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此攻訐高傑而為自己廣樹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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