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上，無足稱道。重彈“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之類烏托邦老調的《天朝田畝制度》，了無新意，至於那些“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拜上帝理論，則更荒謬不值一提了。
太平天囯最大的歷史作用，在於削弱了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從而使一批南方漢族官員——曾國藩、李鴻章、劉坤一等人，得以脫穎而出，登上舞臺，成為領導洋務新政的中堅力量，為中國的現代工業奠定基礎，創造了一個“同治中興”的局面；在後來的義和團之亂中，如果不是他們的“東南互保”，中國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對外戰爭中，結局必然更加慘烈。如果沒有他們的扶持，中國的紳商階層，將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沒有紳商這股政治力量，也就沒有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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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大國的迷失（6）
同樣地，如果沒有太平天囯，就不會有湘軍，也就不會出現戰後由於遣散湘軍，會黨如水銀瀉地一般，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尤其是滲入到新軍中的情形。南方會黨勢力，在清末極度膨脹，與此不無關係。中國的現代化程序，因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軍的哥老會，所以才有後來以會黨為主力的辛亥革命。
由於科舉廢除，大批知識分子仕途無望，轉而加入軍隊。會黨與知識分子，這兩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軍中“會師”了。在知識分子的改造下，會黨得以向更高的境界開拓與伸展，其後成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終於與廟堂合流。嗚呼，雖曰人事，豈非天意哉！ 孫文的政治理想是驅除韃虜，成立“合眾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卻是“忠心一點扶明主，個個封侯列國公”的洪門天地會、三合會一類江湖組織。自從南方出了一個洪秀全以後，鄭觀應、容閎、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黃興、宋教仁接踵而起，歷時近一個世紀的南北對抗，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裡，中國人頭一次聽說天地間有一樣東西叫“民主”。
號稱“政治革命運動”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國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當時有人把它譯作“少年中國黨”，有人把它譯作“興中會”。兩個名字的異同，無人考究。但從字面上看，前者有政黨色彩，後者則仍未脫秘密幫會的窠臼——也許，這更符合創始者孫文等人的初衷。
最後名垂青史的，是興中會，而非少年中國黨。這雖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幾乎無人在意，歷史學家也沒有覺察二者的區別，但中國的悲劇，由此可見端倪。
1894年，孫文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政治目標。在286名興中會會員中，有271個廣東人。 當時華僑對孫文的主張，反應冷淡，“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 ——讀醫出身的孫文，還沒學會“革命”二字，他只是說“作反”而已。華僑們一聽“作反”，馬上關門上閂，掩耳掉頭而走。
在國內，孫文的“合眾政府”理想，同樣處處碰壁，幾被視為毒蛇猛獸。他也只能憑藉桃園義氣、瓦崗威風的江湖勢力。離開了會黨，寸步難行。因此，興中會成員幾乎個個都是天地會紅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經是入了圈，滴過血的會黨分子。孫文在香港設立專門招待會黨的機關，並派人到長江流域聯絡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也。”
清代廣東珠三角、肇慶、韶州地區是天地會、添弟會、三合會、隆興會、臥龍會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區是合義會、天地會、牛頭會、添弟會、三點會、雙刀會的地盤，共計有21路英雄好漢。1899年，興中會、哥老會和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成立興漢會，孫文被推為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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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大國的迷失（7）
1900年7月，北方大亂，義和團圍攻各國使館，聯軍進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孫文認為時機至矣，策劃在粵東舉義，他在臺灣說服日本總督支援。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敗的關鍵所在。孫文後來承認：“本人之事業繫於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動佔居主導地位，則本人之事業即將無可作為。”
負責在粵東召集人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聲令下，六百多名會黨分子（以新安縣的綠林好漢為主，還有一部分是來自嘉應的三合會會員），便應聲而來，在三洲田扯旗舉事。當時南方遍地伏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