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中人稱為“洪家大會”。
這類稗官野史，頗有志怪傳奇、詞鼓演義色彩。天地會的起源，實與南方根深蒂固的宗法社會有密切關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官府在遠，拳頭在近，械鬥是家常便飯。不同籍貫、不同姓氏宗族之間、土客之間，一言不合，就要上演全武行，往往釀成命禍。於是，人們便紛紛結拜異姓兄弟，互濟互助，一旦打起架來，拳頭也多幾雙，嚷嚷起來聲勢也大些。群毆總好過單打獨鬥。
老實說，江湖上哪有那麼多胸懷反清復明大志的會黨？廟堂之高，江湖之遠，誰做皇帝幹百姓何事。哪個皇帝來了都一樣要納糧。會黨初起時並無政治色彩，結拜異姓兄弟一個最原始的原因，不過是為了打架，為了爭地盤，為了求生存。故凡有聚眾械鬥風氣的地方，必有結黨拜盟之事。嘓嚕會、青蓮教、江湖會、仁義會一類組織，也就在這溫床之中，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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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大國的迷失（9）
洪門也即天地會，三合會和哥老會屬其分支。三合會在海外稱為洪順堂，或義興會，在日本也有稱為三點會的，在美洲則稱為致公堂。華僑十之八九都入了會，勢力極之雄大。江、浙一帶，洪門又有終南會、雙龍會、白布會、伏虎會、龍華會、平陽黨等小團體。
革命黨在短期內發育成長，有賴於它所高揭的民族主義大旗。“驅除韃虜”的主張，和康熙年間洪門聚義時“滿覆明興”的主張，一脈相承。大漢族的理想，曾激發起無數仁人志士徹底犧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氣。
在南方，反抗專制的革命黨，把眾多不同出身、不同階層的人，上至名門望族、達人雅士，下至販夫走卒、屠兒劊子，團結在一個團體之中。這種成功，不是主義的成功，而是秘密幫會的成功。1905年，日俄戰爭剛剛結束，在“火紅的夕陽”照耀下，滿洲原野依然硝煙瀰漫，日本人還沒有從縱情狂歡之中平靜下來。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把自己的錦繡山河提供給外國人打仗，天朝尊嚴，掃地無遺。在亡國空氣的籠罩下，反叛情緒油然而生。離經叛道的言論，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尤為暢銷。談論革命，已經成了公開事情。
7月30日，孫文與來自湖南的黃興、宋教仁、陳天華、來自廣東的馮自由、胡毅生、汪精衛、朱執信等人，在日本東京共同組織“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所揭櫫的宗旨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在東京加盟的留學生就有好幾百人。除甘肅沒有留日學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會的成員，如果以籍貫劃分，廣東人數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陝西最少（4人）。可見王朝叛徒，多出於南方。
同盟會本部設在東京。孫文（廣東籍）擔任總理，綽號黃鬍子的黃興（湖南籍）擔任庶務部總幹事，馬君武（廣西籍）、陳天華（湖南籍）負責書記部，程家檉（安徽籍）、廖仲愷（廣東籍）負責外務部，宋教仁（湖南籍）為司法部檢事，汪精衛（廣東籍）為評議部長。後來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學就讀，書記部一職，孫文指定由廣東人胡漢民接任。會中要職，幾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孫文的親信，有所謂“上三”、“下三”之說，“上三”是指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下三”是指朱執信、鄧鏗、古應芬。這六個人全是老廣。
同盟會綱領第一條“驅除韃虜”，把同盟會革命定位於“漢族革命”，這已經使中國現代化的程序，偏離了正確方向。驅除韃虜之後，是否平均地權就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這一切，在當時人們已各持歧見。許多人覺得，平均地權並非急務，且陳義過高，不利於發展組織，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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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大國的迷失（10）
但孫文認為革命成功後，要避免重蹈歐美日本的故轍，就必須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他宣佈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共和主義。“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極則”。但何為“共和”？孫文向友人解釋說，共和“是我國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遺業”，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謂三代之治，的確掌握了共和的真諦”。由此可證，孫文心目中的“共和”，與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麼關係，歐、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轍”。他承認他的理想是懷古的，不過，“其所以懷古，豈不正是抱有偉大理想的證據嗎？”
無論從理論或實踐上看，孫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亂與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也無任何具體實施計劃，直到1924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