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政治結構中，國會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憲三大功能，享有彈劾權和同意權。在法律上，國會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華民國第一部《臨時約法》總綱中，參議院排列在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和法院之前，便是對國會地位的肯定。然而，從民國成立至張勳復辟，國會已先後兩次被強行解散。按照《國會組織法》，眾議院議員任期為三年，參議院議員為六年，但第一屆國會兩度解散，兩度復會，中間又夾雜了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參政院、廣州非常會議、北京臨時參議院、安福國會之類的插曲，紛紛擾擾，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實在拖無可拖了，才宣告結業，長達12年之久。因此，這個“老而不”的立法機關，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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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能完全歸咎於某個人，這不僅是袁世凱的問題，也不僅是段祺瑞或張勳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傳統的問題。
如果就個人修為而言，不可否認，民初的議員，不乏學養博厚、才智過人之輩。根據西方學者庫柏所作的統計，在民國初年的參議員裡，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國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級議會的議員。在眾議院裡，官僚的比例為33。2％，帝制時代的議員佔了38。1％，他們大部分是科舉正途出身的飽學之士。實業家和商人在參議院裡只佔1。3％。
從學歷上看，也足可以證明這點。在參眾兩院議員裡，具有傳統功名的（包括進士、舉人、貢生和生員）佔21。3％，在國內接受現代教育者佔40。6％，既有傳統功名又接受過新式教育的佔21。5％。所謂新式教育，是指留學外國。在議員裡，留學日本的佔41。5％，比例相當可觀。 當時留學日本的熱潮，遠高於留學歐美。
然日本也是一個軍人國家和警察國家，中國人能夠學到什麼？無非就是鉗制思想和軍人至上那一套東西，並無民主政治可學。因此，政客們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是舊式的，喝帝制的奶長大的人，即使他們願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中國有兩千年的帝制歷史，難道一夜之間弄幾個國會、內閣、總統出來，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豈非三塊豆腐就想昇仙哉！
從政治和文化背景來看，議員們和官僚們幾乎同出一轍，雖然南方籍的議員給國會引進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這樣，也給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衝擊，成為國會屢屢遭到北方官僚摧殘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國會受到專制力量的壓迫時，議員們也會奮起反抗，但在中國政治傳統中，行政權凌駕於立法權與監察權之上。國會的制衡作用，其實微乎其微。國會兩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這就叫“形勢比人強”。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汙點，就是在張勳的壓力下解散了國會。他引咎辭職以後，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職務。如前所述，馮即使不贊成帝制，但對帝制也懷有一份內疚之情，在反對張勳復辟的通電中，他強調自己：“國璋在前清時代，並非主張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勢所趨，造成民國。” 復辟時，馮的秘書長（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參與了陰謀活動，是最活躍的復辟派分子之一。
復辟敉平之後，馮國璋一直呆在南京，靜觀局勢變化。各方面的政客紛紛赴寧，多如過江之鯽，請求馮支援恢復舊國會。馮國璋卻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實，馮國璋根本無意恢復國會。在他代理總統期間，這個問題一直懸而不決。在超過一年時間裡，因為沒有國會，國家體制是殘缺不全的。
人們在談論國會和政府的衝突時，往往對國會持同情態度，這是由於人們誤把中國的國會當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