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後說，經國先生對母親猝逝一事的對外態度，是一種壓抑性的“不再過問，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贛州身邊的幾位貼身機要和親信，包括黃中美、王制剛、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過世後，不久均被一一調離贛州，擔任 職，不受重用，且未再與他們見面，只有少數的例外，日後平步青雲，位居要津。
六十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間的大後方，短短几年湧入幾十萬的難民，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受到嚴重破壞和扭曲，治安敗壞可以想見。母親在如此複雜的情勢中，很早就擔心過自己和兩個稚子的安危，她在一九四二年曾去信給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大姐懋蘭，提到她內心的不安，所以懋蘭姨媽趕在七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輕度肺結核，也正好來養病。只是才住叄個禮拜，她最擔心的事，竟然還是發生了，卻束手無策。
母親之死並非一人所為，系一位極端聰明的人出於護主動機，另找了叄、四位同夥來進行。主謀指出先母在桂林產子之後，即以蔣夫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