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轉任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從新加坡調升“駐東京代表處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會”主任後，即密集展開海外的訪視，短短几個月，走遍了所有國民黨的海外總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訪的第一個行程涵蓋了美國、加拿大和日本，從二月二十六到叄月十叄日，十五天當中走訪了十五個城市。抵達舊金山時，卻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處理。
我訪美各地的行程是公開的，當地華文報紙均有報道，僑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蹤。叄月十日當天，我在凱悅飯店突然接到《聯合報》駐華盛頓“特派員”施克敏的電話，他和江南夫婦（劉宜良與崔蓉芝），在華盛頓時是多年好友，“江南案”發生後，他仍與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時有聯絡。施克敏在電話中告訴我，崔蓉芝從報上曉得我人在舊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見個面，有要事相商。當時若只顧慮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會猶豫或推辭，但是一想到若能協助當局早日將全案平息下來，是件好事，尤其對孝武更為緊要，於是答應在隔天離美赴日前，在飯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時整，崔蓉芝準時前來，開門後，看到她身旁站著一位個頭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紹叫陸鏘。他倆進到小客廳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來意。崔蓉芝說，雖然“江南案”在臺北地方法院初審她已獲得勝訴，但經多方面考量，仍願與臺灣當局進行“和解”，有兩個條件：一、臺灣當局要對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遺憾之意”；二、賠償叄百萬美元，並以 密方式進行。這是“江南案”發生後，國民黨方面相當階層負責人，第一次直接和當事人碰面。
我態度很客氣，卻也十分謹慎，我未多言，僅應允將她的建議和條件，完整地帶回臺北並向當局反映。他們離開後，我即將談話內容做了完整的記錄。
當天下午，我離開舊金山直飛東京和孝武碰面。我視察的行程十分緊湊，只在東京停留不到兩整天，但保留叄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單獨長談。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舊金山的談話內容敘述一遍，他當即贊同儘速和解，並再一次向我強調且語帶埋怨地說，他從未介入該案，為什麼有人總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當時島內“主流”、“非主流”的爭論鬧得火熱，他又以公開信方式，反對自己的叔叔緯國將軍，引發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責甚至圍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說，他“駐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辭掉一切職務，預定在當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辭呈回臺北。我只有好言相勸不要匆作決定，等臺北政情略為平息後再議。我強調一動不如一靜，他算聽了進去。
從東京返抵臺北，我立即把在舊金山發生有關“江南案”的最新狀況，面報“外交部”朱撫松“部長”和“總統府 書長”蔣彥士，隨後於叄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叄十分到“總統府”，向李登輝報告。李登輝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籤辦，並批示了“一面上訴，一面和解”，賠償金額以一百萬美元為度，不能同意由當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為之，既然對方表達了和解的意願，則可積極進行。於此，整個遲滯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決的動力。叄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會面，是關鍵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結案。最初，崔蓉芝透過美國律師孔傑榮（Jerome Cohen）與臺灣方面接觸，要求民事賠償兩千萬美元，還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賠償之訴叄億零五百美元。臺灣方面於一審勝訴後，並沒有“趁勝和解”之意，後來崔蓉芝向美國上訴法院上訴，和解之議也暫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訴法院判臺灣方面敗訴，和解之議再興，但並不瞭解對方的意圖，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叄月在舊金山的會面，在時間點上十分重要。最後當局是以支付一筆為數一百四十五萬美元的“人道恩賜金”（Exgratia Payment）給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謂“人道恩賜金”是英美法上的專有名詞，也就是一般通稱的“撫慰金”。
“江南案”打亂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捲入“江南案”叄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榮總。如果沒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會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誰害了他？或是，只因為他生長在蔣家？
父親手繪圖相贈
記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經國先生過世半年後，孝武獲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