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傷併成功地把這項天大的 密深鎖心中數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棄，反而知所奮進，各自在不同領域裡，走出一片天來，這是外婆艱辛的代價成全了我們，只要想到那夜她熱淚盈眶的雙眼，和那雙輕撫我們面頰、微微顫抖且佈滿皺紋的雙手，我們就會強忍淚水，潛心向上。當十六七歲時弄清楚自己親生父母是誰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變得沉靜起來，甚至內向而寡歡。這是一種內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嶺的隊伍裡，我不只是好奇，急著想看到像是從歷史裡走出來的“蔣總統”，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爺爺的慈祥。
他是我爺爺！
祖父校閱時，學生隊伍一律舉右手扶槍行注目禮。我用眼睛餘光看到他老人家從右邊緩緩走過來，內心興奮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著叄軍統帥帽，披著那件招牌式的披風，帶著白手套，面帶微笑，步履穩健而輕快，神采奕奕，威儀懾人。當他走過我面前，接觸到他目光的那一剎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喚他一聲“爺爺”，但我不敢。他雙眼炯炯有神，面色異常紅潤，身材沒有想像中高；他威嚴中不失和藹，一直帶著笑容，向我們頷首回禮。他眉毛很淡，唇上的鬍鬚已白，身體卻顯得健朗。我感到他很親切，我曉得他是我爺爺，但是在那一刻裡，“他是我‘總統’”的感覺超過了“他是我爺爺”。
我繼續轉首行注目禮望著他的背影，我問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孫兒就站在這裡，和所有優秀預官一樣，認真地接受著嚴格的軍訓？”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訴他孝嚴在受訓，他該會有多高興和安慰？！
外婆說，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們的事。四姨媽亞梅還說過，母親在廣西桂林過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帶到江西萬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貴州，兩年後才回到南昌，蔣老夫人還曾差人帶口信到南昌，問外婆願不願意把這對雙胞胎交由蔣家撫養？如果捨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沒有答應，只告訴那帶口信的人說：“我女兒都死了，兩個孫兒是我命根子，他們是分不開的！”
再見面已是永隔
當我第二次見到祖父時，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從美國回臺為他老人家奔喪。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駐美大使館”工作時，深感自豪，因為我是蔣家第叄代當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經由特考及格進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透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接著到“外交部外講所”接受十個月的嚴格訓練。“外講所”的設立是“外交部”的創舉，同期同學均自我謔稱為“黃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部內就流傳一則小道訊息，說是當祖父獲悉他的愛孫孝嚴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興，不動聲色地命令“外交部長”魏道明立即編列預算，設立“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除了強化國際公法、私法、國際貿易等專業知識訓練外，還安排了高爾夫球、交際舞、橋牌等那時算是很時髦的課程。聽到這種繪聲繪影的說法，我只有笑笑，無從證實，也無以否認。但此一傳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裡面已經漸漸有人耳聞我和蔣家的關係。我不會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會託詞閃避。
外放生涯嘗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攜眷飛抵華盛頓“駐美大使館”，那是二月初下著大雪的寒冬。美國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現成待租的空屋更少，當時“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現在，叄等 書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塊美元。“駐美大使館”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華盛頓近郊的惠頓區（Wheaton），因房價較廉，那一帶大都是美國社會里的中收入戶，要不就是韓國、越南、墨西哥和從臺灣去的移民。“大使館”的同事程建人與戴瑞明，和媒體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裡。
因為沒有積蓄，我外放時雖然領了治裝費和預支的薪水共叄千六百美元，因為要花一筆錢買汽車，所以在華盛頓旅館住了叄天，手頭變緊，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館”的另一位叄 左澤華商量，讓我們一家叄口在找到房子前，擠到他小公寓裡的客廳打地鋪。左澤華是“外交部” 書處老同事，他一口答應，由我分擔他叄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東。我們便在他客廳住，這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兩間臥房、一個小書房、一套盥洗裝置，客廳飯廳連在一起，總共四十坪上下。他們夫婦用一間臥房，還帶一個半歲多的男孩，另一間臥房已分租給在“大使館”擔任會計的薛糧輝，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