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開嗓門指著我們毫不避諱地嚷：“來看來看，他們就是老蔣的孫子，蔣委員長的孫子！長得好可愛的一對雙胞胎！”我們完全聽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們一眼，加快腳步回家。但是“蔣委員長”這幾個字，倒讓我們記住了。
類似的事情重複發生了兩叄次，心中難免嘀咕，我們決定要問問外婆。有天吃完晚飯，我鼓足勇氣問外婆，誰是“老蔣”？誰是“蔣委員長”？怎麼我們會是他的孫子？外婆當時臉一沉，帶著責難的口吻說：“問這些幹什麼？現在兵荒馬亂，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臺灣，喜歡胡說八道，不要聽那些人講的話，他們有神經病！你們爺爺、爸爸、媽媽，還有姨媽、姨爹一大家子，來不及逃出來，都還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到臺灣，我們家跟什麼‘蔣委員長’怎麼會有關係！以後不要問這種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們放學後再經過那個眷村，要我們走學校前門繞一條較遠的路走回家，避開那些老兵們的指指點點。回想起來，這些老兵似乎已略風聞我們的故事。
這段經歷是第一次有人，在我們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蔣家有某種關連，雖然有過疑惑，但一陣子就過了，畢竟年幼，被外婆編織的故事和她嚴肅的表情給隱瞞了過去。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外婆被我問到這個問題時，是什麼樣的感受？
家徒四壁臥竹床
從小學叄年級到初中，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這幾年在新竹，過得還算平穩，沒有任何異常，從衣著到每天的便當，以及上學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學沒有兩樣。但是從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變壞，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畢業，都沒有好轉過。
那段期間，新竹家裡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電器用品，就是幾盞懸在房間當中沒有燈罩的電燈球。新竹的風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卻悶熱異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鄰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電風扇在轉，覺得既新奇又羨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們知道家裡買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曬，外婆帶著孝慈和我祖孫叄人睡在小房間，裡頭擺著兩張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爐般悶熱，晚上就寢時，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熱的。家裡買不起窗 ，只好去文具店買色紙把窗子糊起來，後來乾脆用看過的舊報紙代替。
二舅想出一個簡單的消暑辦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學後，到附近的東門市場去找魚販，向他們買幾塊用來冰魚的便宜大冰磚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塊放進臉盆，擺在竹床上來回移動個把小時，把竹床冰涼一些，剩下的冰塊就放在房中間，讓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較好睡些。整個新竹市，應當沒有第二家，用這種妙方來對抗熱浪的。單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體會什麼叫“家徒四壁”了。我們睡的竹床一直到進了大學都還在用，陪了我們十幾年，後來竹床不僅有個洞，還會夾肉，到了夏天都要墊上兩層的床單才行。從這樣的生活條件來看，街坊鄰居怎麼都不會相信，住在隔壁的這兩個雙胞胎會和“蔣總統”有任何關連！
成功嶺上見祖父
我真正近距離見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叄年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的暑假。從報上得知他每年都會到成功嶺向大專學生兵訓話，所以一進到成功嶺，我就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們就整隊在大操場集合，足足等了一個鐘頭。那年祖父已七十五歲高齡，向我們致訓詞時，聲音宏亮、鏗鏘有力，雖然帶有十分濃厚的奉化鄉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氣十足，而且逐字照著稿子宣讀，可以聽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體預官學員全程持槍立正聽訓，一動都不敢動，足足半個多小時。我內心是激動的，全場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訓詞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擁之下，緩步走下司令臺來校閱學員部隊。我個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數第四位，祖父會很接近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我終於可以見到自己的祖父了！我興奮得在心中吶喊。
自從外婆向我們解開身世之謎後，對祖父的感受，立即變得複雜又矛盾，好像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理障礙要去克服。他那種歷史巨人的身影，從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腦海裡，突然間外婆卻說他是我的祖父，這是何其大的衝擊。對一個十八九歲的窮孩子來說，要接受它為事實，真是太殘酷了些！對這種幾乎不可思議的身世轉折，除了必須不露聲色地去面對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隱忍住不能說出自己是蔣家人，這不是“辛酸”兩個字能道盡心裡的委屈。
回首過去，在那麼嚴峻的環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