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沒事”，我就不再追問。
過了兩個月，我約他單獨吃飯，他眼上的紗布不見了，但右眼看起來怪怪的。我問他怎麼回事，他只笑笑說，那隻眼睛已經變得高度弱視了，二、叄公尺以外的東西幾乎看不見，所以他開車特別小心，等於是用一隻眼睛在開車。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鏡，他說再看看，又補充道，被壘球擊傷右眼的事，沒有告訴別人，連學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如果傳到那個闖禍的學生耳朵裡，他該會多麼自責。我不想讓他知道，因為他是我的好學生。”我真的被他感動。孝慈就是這麼的寬厚！他右眼幾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卻未必處處善待厚道純良的人。一九九四年，當他為了協助尹衍梁在北大籌辦“光華管理學院”，前往北京參訪，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災難，沒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們是被欺負大的！
孝慈儘管算是順利地出任過法學院院長、大學校長，但他看來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開朗過。我在“外交部”期間，除了公事應酬，極少參加與工作無關的餐敘；孝慈雖在大學任教，卻交遊廣闊，反而常常和一些學術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飯。
有兩叄次在晚上十一二點，還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電話，要我開車到餐廳去接他回家，他們在電話中說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們跟我說，孝慈每次在餐會上都非常隨性，酒量不錯，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帶醉意，就會情不自禁地固定點唱一首他很喜歡的歌，唱到激動處就會落淚，然後邊流淚邊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誰人知》，在場的朋友看到這情景無不動容。只有我知道他為什麼愛唱這首歌，他唱的時候，又在想些什麼？這首歌的歌詞像是為他寫的一樣，道盡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島後，我們不尋常的出身也漸次在臺北傳開，而它源頭卻是來自於當時常被查禁的所謂“黨外雜誌”。這些雜誌經常大膽地報道一些蔣家的內幕故事。有段時間孝慈常在報上寫文章，或接受廣播電視訪問、或發表評論，逐漸受到社會的關注，所謂的知名度也慢慢開啟。卻沒想到引起了孝武周邊一些人的側目，向他打報告，進行挑撥，甚至建議在我們冒出來之前要採取防 。
於是，“中廣”所有的節目裡，突然聽不到孝慈的聲音，《中央日報》上也讀不到孝慈的文章。當時孝武是“中廣”總經理，旁邊的人要如此封殺是輕而易舉的。我在“外交部”任職，有關我的新聞報道，大多是和外賓在一起的活動，孝武的朋友很難干預。直到一九八八年父親經國先生過世之後，這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況，才得以緩和下來。
那段日子每遇到類似排斥和打壓時，就感到十分無奈，但在下意識裡，反而成了上進的動力。有天孝慈感觸很深地跟我說：“我們是被欺負大的！”那幾年裡，雖然我們看到孝武、孝勇呼風喚雨坐擁權勢，卻從未妒忌過他們，因為很容易看得出來那種權力的基礎是薄弱的，很難持久，它只源自於一個人 擔任“總統”的父親。一座高樓，是可能一夕傾倒而變成廢墟，歷史上以及許多民間故事裡，這種例子實在屢見不鮮。
雖然同父異母的兄弟一度對我們不甚友善，但我們從未心生怨懟，只有敬而遠之，儘量躲他們遠一點。我們很能理解他們的心態，他們容不下這對“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設身處地，我們說不定也會犯下同屬人性弱點上的過失。
思母抑鬱終不起
孝慈後來身體變壞，和長期不舒坦、不開朗的心境有關。我真正警覺到他身體出了問題，是在一九八九年叄月，他打電話告訴我，一個月前的農曆新年假期，他獨自到一間廟裡去住了幾天，有天夜裡突然胸部和胃發生絞痛，痛到幾乎在床上打滾，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況才緩和下來，隔天就回家了。我一聽，就要他去大醫院檢查，若不是胃有問題，就可能是心臟出了毛病，千萬不要等 視之。他卻不以為意，始終未去找過醫生。萬萬沒想到不到幾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腦血管病變，就此不起。
當時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誼賓館，事發當天清晨八點多，同行的東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程家瑞在餐廳久候，不見孝慈下樓用餐，於是上樓敲門，久久沒人回應，轉而打電話進去，也沒人接，警覺到情況不妙，立即找來服務員破門而入。一進門，驚見孝慈穿著睡衣，蓋被仰臥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還殘留著幾塊褐色的嘔吐物漬，瞬即召來救護車緊急送往中日友好醫院急救。經診斷系腦幹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