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沒有辦法主宰一個社會的走向；他們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會的人——到目前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們——來為他們設想。沒有
財富的社會即使有心為弱者設想，能做到的大概沒有幾件，更何況若是飢寒交迫，
連設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過“易子而食”經驗的中國人說得一針見血：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有財富的社會，如果在心靈的層次上還沒有提高到對人的關愛，還沒有擴及到
對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個落後的社會。它的國民所得被用在擴充軍備、製造原子
彈等等毀滅人的途徑，而且往往有極堂皇的藉口；不會用在社會中“弱者”的身上：
建電梯、築人行道斜坡、設兒童樂園。
當我的嬰兒車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懸崖”上，而能安全順遂地滑過街心時，我
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富而有禮”的社會中。它有錢為每一條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設計道路的人在燈下製圖時，會想到他的社會中有年輕的母親推著稚嫩
的幼兒、有失明的人拄著問路的手杖、有彎腰駝背的老者蹣跚而行為了這些人，
他做出一個小小的斜坡來。這個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禮讓，一份包容。
只是一個小小的斜坡罷了！但是，臺灣距離真正的“富而有禮”還有多遠呢？
開啟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頭髮的陳教授問我，我不經心地點點頭，卻也感覺到他表
情的複雜。
離開臺灣之後，三十幾年不曾回去探過親。對於我這麼一個“什麼都不知道”
的新留學生，他一方面想特別地關照，因為我也是中國人，一方面，又有著排解不
開的憎恨——我是個外省人。而做了一世異鄉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他的傷痛與仇恨，很深。我對二二八的無知，也很徹底。
一九三九年，一萬五千個波蘭人在俄國兵士的槍口下被推進一節一節發臭的火
車，開往荒野中的勞工營。憂心盼望的妻子兒女在半年之中還收到幾封來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訊杳然。兩年之後，德國人在卡定河邊的森林裡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屍體，這些波蘭人的屍體。
俄國政府說這些人是德國人殺的，但提不出任何證據。波蘭的老百姓卻斬釘截
鐵地認為，毫無疑問，是俄國人乾的。但是波蘭，身為蘇聯的附屬國，是不敢說話
的。他們的政府不允許歷史學者去研究這段大屠殺的公案。也沒有人敢問：那沒有
屍體的一萬個人又遭到了什麼結局？
歷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權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魯曉夫曾經對當時的波蘭領
袖哥穆爾卡建議：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團，由俄國與波蘭的歷史學者組成，共同去發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爾卡卻推諉了。為什麼？哥穆爾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當時
波蘭人的愛國情緒，對俄國人越恨，愛國情緒就煽得越熱，對他的政權就越有利。
解開了卡定河的歷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蘭